考古學視角東夷文化溯源及其形成

　　摘    要：　海岱東夷文化是指史前及夏商時期黃淮下游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涵蓋大汶口文化、海岱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在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龍山文化時期，海岱東夷文化與黃河中游的華夏文化東西并存，是中國文明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考古學為視角通過多角度綜合分析海岱東夷文化的起源與形成可知，海岱東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完全形成，與傳說時代兩昊集團的年代基本相符。

　　關鍵詞 :     海岱地區;東夷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龍山文化;

　　探討海岱東夷文化，首先應明確海岱地區、東夷族和東夷文化的概念?？v觀前人研究成果，綜合考古資料和文獻史料概括，海岱地區是指現今的山東全境、豫東地區和蘇皖北部；東夷是兩周及之前黃淮下游的泛稱；而東夷文化則是先秦時期海岱地區的東夷族創造的可供我們觀察的物質體現。目前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龍山文化和夏商時期的岳石文化，是中國區域文化譜系中最為完整的考古學文化之一，亦是海岱東夷文化的主體。從文化傳承和發展過程來看，海岱地區史前及夏商時期的文化族屬正是史載的東夷族，然而海岱東夷文化是始于北辛文化還是大汶口文化時期，學術界尚存很大爭議。本文以考古學和文獻史學為研究基礎，結合其他學科綜合考證，試圖對海岱東夷文化的起源與形成過程進行一定的探討。

　　一、海岱東夷文化的起源與形成觀念

　　海岱東夷文化的文獻記載多成書于兩周及以后，不同時期的稱謂也不盡相同，大致是以夏稱九夷、商稱夷或夷方、周稱東夷為主。不同時期的東夷稱謂雖有異同，但其具體的文化內涵實屬一種，均是“宅茲中國”的中原華夏族對東方民族的統稱。史前的東夷文獻目前尚未發現直接的記載，僅有的也只是傳說時代兩昊集團(傳說東夷族的先祖)的零星記載，再加上有周以來存在著“尊夏卑夷”的觀念，東夷文化很長時間都未受到學界的正視。直至20世紀30年代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的發掘，東夷文化才重新受到重視。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海岱地區的考古工作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先后建立了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的東夷文化譜系，海岱東夷文化研究有了文獻史料外的豐富考古資料補證?？v觀已有的東夷文化來源和形成研究成果，多是結合考古學、文獻史學及其他學科的綜合研究。

　　20世紀30年代，王獻唐運用金石學、文獻史學和考古學對東夷文化進行了綜合研究，他認為東夷族是炎帝后裔，炎帝被黃帝戰敗后其后裔沿黃河流域向四方發展，東為東夷，西為西戎，北為狄貊，南為苗蠻，均為夷，其中東夷的地域是“青、齊而海嵎，而兗、徐”。王獻唐進一步認為，黃帝戰敗炎帝后，稱霸黃河流域中部地區，稱華夏族，炎帝后裔演變成四夷，先秦時期的民族戰爭皆是炎黃后裔之間的戰爭[1]27。翦伯贊認為，殷族及中國史上的東夷族均來源于渤海沿岸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原始人類[2]50。關于中國人類的發展演變過程，翦伯贊認為，中國最初人種的北京人在蒙古高原太古大內海周圍開啟了中國的歷史帷幕，在中國蒙昧時代的歷史上經歷了有巢氏、燧人氏和伏羲氏三個時代。在舊石器時代末期的伏羲氏時代，中國的原始人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環境，開始向四處遷移，其中一支到達遼東半島東部的原始人群與渤海北岸的原始人群混種，可能就是中國史上東夷人的祖先[3]30-34。何光岳認為，中華民族最初的主體是東夷族團和西羌族團，其中東夷族團的始祖是太昊氏和少昊氏，西羌族團的始祖是神農氏和軒轅氏，四個氏族的共同祖先是華胥氏。東夷族團的太昊氏是由生活在甘青高原的西羌族團沿著黃河遷移，行至燕山、泰山一帶時，與當地的土著人混種形成；少昊氏則起源于中國古冀州的燕山一帶，進入渤海灣后南遷至曲阜登帝[4]1-4。逢振鎬從岳石文化的族屬正是夏代時期的東夷族人推斷更早的東夷族源，他認為與岳石文化同一序列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海岱龍山文化的族屬也是東夷族人，至于更早的舊石器山東居民，至少一部分或者主體是東夷族人的遠祖[5]。海岱地區的岳石文化是夏時期的東夷文化，這一結論既有文獻史料的記載，又有考古學資料的補證，已是學界的共識。以此向前追溯海岱地區更早的考古學文化時，從早至晚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龍山文化，它們之間有著緊密的繼承演變關系。由此可知，海岱地區的東夷族至少在北辛文化時期已經開始。

　　從考古學的角度分析，海岱東夷文化的上限至少可追溯到北辛文化時期，故北辛文化及其來源成了海岱東夷文化起源研究必不可少的問題之一。欒豐實從早于北辛文化的黃淮下游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和后李文化分析研究，他認為泰山南側的北辛文化主要來源于裴李崗文化，泰山北側的北辛文化主要來源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是在淮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和海岱本土的后李文化基礎上演變成的分布于海岱地區的一支考古學文化[6]51,也即最早的東夷文化。張富祥結合古史傳說，通過海岱歷史文化區來分析東夷歷史文化區，認為東夷族及其文化形成于海岱區域文化共同體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7]。張學海從海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和海岱文化區的不同概念比較分析，以距今6500年為時間坐標，之前是海岱地區的文化，之后是海岱文化區的文化，東夷族也隨海岱文化區的開始在北辛文化晚期誕生[8]425-426,海岱東夷文化起始于北辛文化晚期。

　　縱觀已有研究成果，海岱東夷文化起源和形成觀念可歸納三個方面：一是東夷族及其文化來源于甘青高原、黃河中游、古冀州燕山一帶和渤海沿岸；二是從考古學角度分析，北辛文化是最早的東夷文化，東夷族及其文化誕生于北辛文化時期，由此可知北辛文化即是東夷族的起源文化；三是以文獻記載的傳說時代兩昊集團是最早的東夷族為線索，結合考古資料綜合研究可知，東夷族及其文化開始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最早也不會超過大汶口文化中期。本文認為，探討海岱東夷文化的起源與形成問題，須要確立海岱東夷文化起源與全面形成不同階段的考古學文化，更要厘清起源到全面形成的演變過程。

　　二、考古學視角下的海岱東夷文化起源

　　海岱地區的考古遺址最早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泰沂山區、臨沂地區以及膠東地區，到中石器時代主要分布在臨沂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依據不同時期分布范圍有所不同，后李文化主要分布在魯北地區，北辛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在魯中南地區，中晚期仍以魯中南為主，并擴展至魯北、蘇皖北和膠東地區，直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才開始遍布整個海岱地區，開始與傳說時代的東夷文化范圍接近。徐旭生將中國傳說時代的部族劃分為三大集團，具體包括華夏族、東夷族和苗蠻族。華夏族位居黃河中游兩岸中原地區，東夷族位處魯皖境內及其東南沿海地區，苗蠻族位處長江中游兩岸兩湖和江西地區，三大集團既有各自獨有的文化特征，又在相互聯系的過程中不斷融合，最終由多元文化向單一并具有較高發展水平的華夏文化融合[9]5。非常難得的是，徐旭生的這種獨具創新的預判恰與公元前3000年的中國重要考古學文化的格局完全一致。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與傳說時代的兩昊集團相符，那么大汶口文化早期及更早的北辛文化與海岱東夷文化有何關聯，就很有必要從考古學的視角進行分析。

　　據已有的考古資料可知，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自后李文化起，鑒于后李文化與北辛文化之間有明顯的缺環，而且以陶釜為典型特征的后李文化與以陶鼎為代表器物的北辛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明顯不同，本文認為海岱東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顯得更加合理，至于后李文化中乳足器是否與北辛文化的鼎足有明顯的繼承關系，還有待于學界的進一步研究。

　　海岱東夷文化主要包括大汶口文化、海岱龍山文化以及岳石文化，作為大汶口文化來源的北辛文化則與海岱東夷文化起源必然有著密切的聯系。探討北辛文化是否為海岱東夷文化的起源文化，是研究海岱東夷文化起源的關鍵，通過探討北辛文化的來源，并結合海岱地區史前典型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可以確認北辛文化即是海岱東夷文化的遠祖。

　　(一)關于北辛文化的來源

　　欒豐實是北辛文化綜合研究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學者對北辛文化的來源有過比較系統而深入的研究。王永波曾提出北辛文化來源于本地的后李文化，但也毫不避諱地承認兩種文化之間尚有很大的缺環[10]15-28。在欒豐實北辛文化研究的基礎上，方擁從北辛文化的房址和陶鼎發展演變分析得出，北辛文化是裴李崗文化東侵的結果，但也不可忽視本土后李文化的重要影響[11]。王守功則基于代表后李文化晚期的月莊遺址和代表北辛文化早期的張官遺址的比較研究，認為兩種文化既有一些傳承因素，但也有明顯的差異，如北辛文化陶器中的陶釜承繼了后李文化的某些特征，但北辛文化最具代表特征的三足器未在后李文化中找到來源，由此可知北辛文化是受別的文化沖擊而形成的一種新文化[12]72-73。王守功還進一步提出，魯北、蘇北及皖北地區的北辛文化均應緣于一種與后李文化相似的原始文化[12]110。韓建業進一步研究認為，北辛文化是皖中北部、豫東地區的雙墩文化北上和后李文化融合形成的[13]。然而綜合考證雙墩文化的來源，主要是繼承淮河中游的小山口文化，在淮河上游賈湖文化和魯北后李文化共同影響下綜合形成的[14]470-472。魯中南地區的北辛文化作為當地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其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毋庸置疑。魯北地區的北辛文化雖與本地后李文化有一定的傳承性，但在陶器器物和風格上又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差異性。

　　(二)北辛文化典型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以陶鼎為例

　　陶鼎作為炊煮器，是北辛文化最為典型的器物，這一最具特征的文化因素貫穿整個海岱東夷文化。因此，北辛文化又稱之為陶鼎文化，它明顯與以陶釜為典型器物的后李文化不同。在后李文化代表遺址中，后李遺址陶釜占整個陶器的80%[15],西河遺址陶釜占整個陶器的70%[16],小荊山遺址也是以陶釜為主要生活陶器的[17],這些后李文化的典型遺址中均未見陶鼎的出土。追溯北辛文化陶鼎的前身，有著大量罐形鼎、釜形鼎、盆形鼎等的裴李崗文化是最佳選項，而且也是裴李崗文化晚期衰敗時東遷的考古實證[18]。因此，對北辛文化典型陶器陶鼎的文化因素分析，是探討海岱東夷文化起源的關鍵內容。

　　北辛文化陶鼎起始于北辛文化中期，到北辛文化晚期成為最為重要的生活陶器。北辛文化陶鼎陶質有夾砂和夾蚌之分，以夾砂為主；陶色以紅色和褐色為主，也有少量灰色。結合北辛文化陶鼎出土的地層、陶鼎的形制等并結合北辛文化的分期綜合分析，北辛文化陶鼎可分為早晚兩期。

　　北辛文化早期陶鼎按器形劃分為缽形和罐形，其中以缽形鼎為主；晚期陶鼎有釜形、盆形、罐形及盂形，而缽形鼎卻消失不見。北辛文化早期缽形鼎主要分布于魯南的滕州和魯北的鄒平地區。魯南以薛河流域的北辛遺址和西康留遺址為代表，北辛遺址北辛文化時期出土的缽形鼎約占同期總數的60%,而且年代最早，顯然是海岱地區陶鼎的鼻祖。而距離北辛遺址較近的西康留遺址北辛文化時期陶器組合中，陶鼎是次于陶釜的較多器物，也以缽形鼎居多[19]126,其文化因素與北辛遺址十分相近，顯然是同一時期同一類型文化遺存。魯北鄒平苑城北辛文化陶鼎中也以缽形鼎居多，斂口、圜底、圓錐形足、乳釘紋等特征與魯南的北辛陶鼎相近[20]。北辛文化早期陶鼎以缽形鼎為主，同時在北辛文化遺址中還發現有罐形鼎，為海岱地區罐形鼎的祖型。

　　在北辛文化晚期，陶鼎文化已擴散至大半個海岱地區，具體包括魯中南地區、魯北地區和蘇皖北地區，甚至在膠東地區也有發現。北辛文化晚期陶鼎按器形劃分，魯中南地區以釜形鼎居多，盆形、罐形、盂形次之，盤形鼎也有發現；魯北地區也以釜形居多；蘇皖北和膠東地區以盤形鼎居多。魯中南地區以汶泗流域的大汶口遺址、王因遺址最具代表，大汶口北辛文化時期出土的陶鼎最為豐富，器形以釜形、罐形和盆形居多；王因北辛文化時期出土的陶鼎以釜形比重最大。魯中南釜形鼎最突出特征是釜夾角由早到晚呈變小的趨勢，早晚段罐形鼎、盆形鼎主體變化是腹部最大徑呈下移趨勢，魯北地區的釜形鼎以折腹為主要特征，以后李遺址二期為代表。蘇皖北地區以盆形鼎為主，其形制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圜底的演變上，早期的圜底為稍尖，晚期則向圜底近平的方向發展。膠東地區早期陶鼎以缽形為主，晚期以盆形、釜形為主，在器形上與魯中南更為相似，陶質上多為夾云母紅褐陶[21]37-59,不同于其他區域的夾砂陶。

　　早期的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魯中南和魯北地區，其中魯中南地區的北辛文化受裴李崗文化影響較為深遠，魯北地區的北辛文化受當地的后李文化影響較為深遠，然而無論是魯中南的北辛文化還是魯北的北辛文化，即便是受到外來或本土文化的深遠影響，但其文化屬性是海岱地區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毋庸置疑，而且還是以大汶口文化、海岱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為主體的海岱東夷文化祖型文化。同時陶鼎作為海岱東夷文化的主要器類，始終發揮著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炊煮器作用，也因海岱東夷文化陶鼎起始于北辛文化中期，興盛于大汶口文化和海岱龍山文化時期，因此，從陶鼎的文化因素角度也進一步補證了海岱東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

　　三、考古學視角下的海岱東夷文化形成

　　20世紀80年代，在海岱地區主要考古學文化序列基本確立之時，高廣仁、邵望平提出了海岱歷史文化區(又稱海岱文化區)的概念，很快得到學術界的認可[22]。海岱文化區以泰沂山脈為中心，包括山東全省、蘇北以及魯豫皖交界的豫東地區。海岱東夷文化的文化譜系包括史前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龍山文化以及夏商時期的岳石文化。自大汶口文化中期，海岱地區的文化面貌已趨于一致，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時期，海岱地區的社會經濟突飛猛進，躍居史前各文化區的最前列。在公元前3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時期，隨著私有制、父權制的相繼產生、確立，社會階級開始出現，具有文明要素的原始文字、青銅器以及城址開始出現，海岱東夷文化顯然已步入中華文明化進程的步伐，成為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海岱東夷文化分布范圍、文化因素以及社會組織演變綜合分析，海岱東夷文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完全形成。

　　(一)海岱東夷文化分布范圍的演變

　　北辛文化是海岱文化區萌芽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則是完全形成的考古學文化。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魯中南和魯北地區，蘇皖北部和膠東地區也有零星發現，其中蘇皖北部的北辛文化相當于山東地區的中晚期，膠東地區的白石村二期文化早段可視為北辛文化晚期的一個地方類型[23]124-125。依此分析，環泰沂山周鄰的北辛文化可能是山東境內的北辛文化向南和向東擴張的結果，同時北辛文化晚期分布范圍已接近海岱文化區。關于大汶口文化的來源，結合大汶口、王因等遺址的考古發掘資料，從層位疊壓、陶器組合以及習俗方面綜合分析，大汶口文化繼承北辛文化無疑。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個階段的分布范圍有所不同，其中早期階段以汶泗流域為主，蘇北次之，膠東半島較少，魯西北和濰河流域最少；中期階段仍以汶泗流域和蘇北為主，同時向西南魯豫皖交界的豫東地區擴展；晚期階段則遍布整個海岱地區[6]102-107。從不同時期海岱東夷文化分布范圍的發展演變來看，海岱東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時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時完全形成。

　　(二)海岱東夷文化典型陶器文化因素的形成——以陶鼎為例

　　陶鼎是北辛文化最具代表的器物，同樣也是大汶口文化、海岱龍山文化及岳石文化的代表器物，大汶口文化的陶鼎按照器形劃分為釜形、罐形、缽形等，其中釜形鼎主要見于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期，罐形鼎源于北辛文化并在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呈現遞增趨勢；海岱龍山文化的陶鼎按器形劃分有罐形鼎、盆形鼎、盤形鼎、釜形鼎及特征鮮明的單耳鼎，其中罐形鼎最為普遍，陶鼎的數量在早期達到頂峰，中晚期伴隨著甗的興盛呈遞減趨勢；岳石文化時期鼎的數量進一步減少，陶甗成為當時人們的主要炊煮器，即便如此，陶鼎仍然不失為岳石文化時期的一種主要器類，以夾砂鼎、泥質小鼎為主，器形以罐形狀最為普遍。因此，在陶甗興起之前，陶鼎主要器形的形成是海岱東夷文化形成的重要依據。

　　海岱地區史前陶鼎起始于北辛文化中期，主導器形發展演變規律是：缽形鼎(北辛文化中期)→釜形鼎(北辛文化晚期)→釜形鼎(大汶口文化早期階段)→釜形鼎(大汶口文化中期階段)→罐形鼎(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罐形鼎(海岱龍山文化早期階段)→罐形鼎(海岱龍山文化中期階段)→罐形鼎(海岱龍山文化晚期階段)。因此，海岱地區史前陶鼎主導器形歷經缽形、釜形到罐形的演變。罐形鼎源于北辛文化中期，發展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興盛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海岱龍山文化整個時期，這也證實了海岱東夷文化完全形成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三)海岱東夷文化社會發展進程研究

　　北辛文化早期至大汶口文化中期是氏族向部落聯盟的整合時期，大汶口文化晚期進入了史前的古國時代。人是一切文化的創造者，而以人之間關系為基礎建立起來事物稱之為社會，古代社會組織的初始單元是氏族。以氏族為基礎，史前人類歷經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聯盟的整合，最終形成了民族[24]7。從人類學角度分析東夷族及其文化的形成過程，是對東夷文化形成探討的新思路。在氏族發展的演變過程中，墓葬是反映古代社會組織的最直接體現。后李文化的小荊山遺址發現有21座墓葬，東西方向列為三排，十分整齊[6]4。結合后李文化出土的墓葬情況分析，后李文化的墓葬明顯具有氏族墓葬的特征，就墓葬的集中范圍而言，后李文化至少存在兩個及以上的氏族。北辛文化時期的氏族墓地主要集中在魯中南地區，其中大汶口遺址出土北辛文化墓葬10座[25]31,東賈柏村遺址出土北辛文化墓葬23座[26],王因遺址發現比較集中的四塊氏族公共墓地，分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墓具有北辛文化墓葬的主要特征[27]。較后李文化時期的氏族墓地分布情況而言，魯中南地區的北辛文化較魯北地區發展更快，社會組織的整合進程也尤為明顯，再結合蘇北的灌云大伊山、連云港二澗溝遺址的北辛文化墓葬，北辛文化時期至少存在五個及以上的氏族，其中魯中南地區的氏族因臨近并具有更大的關聯性，有可能已形成胞族。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中期的王因墓地呈現了東夷社會組織轉變的有力證明，王芬就認為王因墓地的性質屬于由多個勢力不一的氏族組合而成的胞族[28]。大汶口文化早期可能已出現了部落，大汶口文化中期至少在魯中南和蘇北地區已出現部落并有可能出現部落聯盟；公元前3000年，大汶口文化遍布整個海岱地區，海岱地區的部落聯盟和東夷族已完全形成。然而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群也映射出了原始共產經濟基礎的氏族社會開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剝削階級和被剝削的階級社會。也有學者從大汶口文化晚期形成的大、中、小三級聚落分層結構分析，說明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了階級分化，在聚落內部及聚落之間已形成了大宗和小宗的統屬關系，進一步證明了大汶口文化時期已進入到國家的早期階段，即邁向了文明社會[29]。同時不同時期海岱東夷文化埋葬制度的演變也是海岱東夷文化起源與形成的又一力證，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已出現大、中、小三個等級分化，在葬具和葬器上又有著明顯的等級劃分，甚至有可能開始出現了人殉現象。

　　從海岱地區社會組織的演變發展情況來看，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早段完成了氏族向部落聯盟的整合過程，后隨著大汶口文化晚期氏族社會的解體，開始轉向國家早期階段的古國時代。也正是基于海岱地區社會組織的演變發展，海岱東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時期，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期開始形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晚期完全形成。

　　四、結語

　　本文從文獻史料、考古學資料以及人類學理論多個角度分析了海岱東夷文化的起源與形成，認為海岱東夷文化起源于北辛文化時期，在公元前3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完全形成。以公元前3000年為界，之前是海岱東夷文化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之后則是東夷文化在海岱地區乃至整個中華大地的文明化進程階段。公元前3000年前后，隨著仰韶文化的衰落，海岱地區的東夷文化迅速崛起，成為同時期考古文化的佼佼者，開始向中原地區及其他周邊地區進行文化傳播和交流，海岱龍山文化時期傳播和交流的影響范圍更加深遠，向南幾乎輻射整個環太湖和江淮地區。岳石文化時期伴隨著華夏文明重心的轉移，尤其到二里頭文化時期，岳石文化被中原的華夏文化超越并融合，中華大地也由“多元化”的邦國時代進入到“一體化”的王國時代，中華文明進入早期的王朝階段。岳石文化作為與二里頭文化并行的一支考古學文化，一方面有效地促進了夷夏文化的交融，另一面在商族起源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隨著商文化的東漸，海岱東夷文化逐漸走向衰落。即便如此，東夷族始終是中原王朝最具抗衡力的對手。從出土的甲骨卜辭中可知，商王朝多次征討夷方，到帝辛時十祀伐夷方取得勝利。換言之，在整個商王朝時期，海岱東夷文化始終是商文化最有力的競爭者。也正是如此，海岱東夷文化與中原華夏文化之間在碰撞與交融中有效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是中國古代文明多元一體形成格局中的重要考古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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