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時期藥物與養生服食、宗教崇拜的互動——以松柏槐藥為例

摘    要：樹木的藥用和它的神奇功用是“神樹”的實用價值之一，也導致古代人們對其產生崇拜之情。在這種崇拜氛圍下，漢唐時期松柏槐及其果實的認識和利用呈現出醫藥、食用、仙藥等三維度。藥用方面，漢唐時期松脂柏仁槐實的療病祛疾范圍呈擴大趨勢，湯、丸、散、飲等劑型在該時期已相當完備。食用方面，魏晉時期服食風氣益興，入唐后道家餌食松脂柏實等來修身。養生方面，因松柏槐樹很早被賦予信仰崇拜屬性，所以與之密切相關的松脂柏子槐實等自然也沾上了些“仙氣”。松柏槐藥因與當時的服食風氣以及宗教相勾連就具備了多重屬性，追本溯源，探究醫藥背后的文化因素，才能更好地傳承與發展中醫藥文化。

關鍵詞:松柏槐;服食辟谷;藥食同源;樹神崇拜;中醫藥文化;

緣起：樹神崇拜下的松柏槐

樹神崇拜是自然崇拜中最典型的形態之一，若論分支則屬于自然崇拜之中的植物崇拜范疇，是眾多信仰習俗的集中體現。樹神崇拜是世界各地原始人類所流行的重要信仰習俗之一，具有“精靈住所”“天地階梯”“人神通道”家族來源等多方面的內涵，在我國古代也曾長期廣泛流行。美國人類學家、原始宗教學科研究奠基人之一的愛德華·泰勒（Edward Taylor）曾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一書中認為樹神崇拜“跟自然的原始萬物有靈論有密切聯系”，并列舉了世界各地古今民族數十個“樹崇拜”的典型事例。1英國人類學家J.G.弗雷澤（J.G.Frazer）也在其巫術與宗教研究的經典著作《金枝》中專列兩章記述了世界各地和古往今來的樹神崇拜，其中也提到我國古代的樹神崇拜，“中國書籍甚至正史中有許多關于樹木受斧劈或火燒時流血、痛哭、或怒號的記載”。2中國學界亦對樹神崇拜有較為詳細的論述，認為松柏槐柳等樹在上古時期即被附著宗教意義，3是原始時代萬物有靈觀與巫術信仰結合的產物，4屬于原始人類最常見的自然崇拜之一。5之后，樹神崇拜出現了一些反映道教思想的星象符號。在佛教傳入之后,它又被當作佛像可以附著的對象。只不過這種結合是偶然現象。由于大量錢幣紋出現在神樹之上，表明拜物教和錢能通神觀念很快占據了“樹崇拜”內涵的主導地位?！吧駱洹弊優椤皳u錢樹”，成為實現個人發財愿望的工具。6

我國重要的類書《太平御覽》博引醫藥文獻一百余種。近年來，學者對《太平御覽》中涉醫內容多有關注且往往從引征文獻著手，7特別是對《太平御覽·藥部》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察，梳理出該部共記載藥物287種，引錄文獻158種，史料計893條。文中載錄了大量“長生不老”“益壽延年”藥物并引用了大量非醫學文文獻，擴展了我們對古人服食藥物養生認識的范圍，對宋代及宋之前藥物學、道教研究和文獻輯佚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8而同樣具有“長生不老”“益壽延年”功效的松柏槐藥并未在《藥部》中，《太平御覽》的編纂者將三者放在了木部的卷953、卷954兩卷之中。經考察，兩卷共引錄與松柏槐相關文獻123種，史料計154條。其中，松最多，引征52種文獻計65條史料；槐最少，引征24種文獻計32條史料；柏居中，引征47種文獻，計57條史料。通覽這120余種文獻150余條史料多體現崇尚樹木的五行感應，參見表1。

《太平御覽》的編纂者們將大量前朝（特別是正史）中反映五行感應的松柏槐樹編纂其中，可看出以五行感應為主要內容的植物崇拜觀念在宋代統治階層仍受到廣泛關注。而這種觀念也使得宋人在理性認知與植物崇拜之間搖擺不定，表現為：一方面人工培育植物進入繁盛期，形成了較為獨立的種植行業；另一方面承續前朝的五行感應又使得宋人常以植物變異來預示吉兇，表達其階層特有的價值取向。9學界已有不少學者從宗教神話角度考察包括樹木在內的植物文化，10其中的藥用植物文化亦有人涉足。11而從功能角度出發，樹木的藥用和它的神奇功用是神樹的實用價值之一，也可能導致人們對樹木的崇拜。12就此而言，松脂柏仁槐實是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中藥材，其聲譽的獲得一方面基于自身藥效，另一方面則基于某些宗教崇拜的心理因素。本文追尋漢唐史上的松柏槐藥，重點從中醫藥用、服食養生等方面進行深層探討，從而揭示松柏槐藥橫跨藥、餌、養生三維度，并探尋藥用、食用以及養生三者兼具的歷史文化因子。

表1：《太平御覽》中部分載有松柏槐的典籍一覽表

一、松柏槐的藥用植物志：從《神農本草經》到《新修本草》

范家偉曾將陶弘景、孫思邈、《新修本草》三者聯系起來，透過他們之間的差異，反映從南朝到唐代本草學發展的情況，他發現在《新修本草》中“謹案”部分對藥物的論述，顯然有別于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和《名醫別錄》中帶有道教色彩濃厚的觀點。14其背后其實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藥物觀。反映了本草典籍對藥物的記述，會因編修者本身的身份和立場，而出現不同的編撰角度。15從博物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的本草典籍不同于西方的藥典，更像是藥物植物志，這在松柏槐的記錄中尤為明顯。從《神農本草經》到《新修本草》再到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便會發現，松柏槐在中國古代的本草典籍中呈現如下幾種特點：

1. 松柏槐入藥部位和附屬品逐漸增多。

《神農本草經》中只記錄了松脂、柏實、柏葉、槐實等四種；16在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名醫別錄》中松柏槐的皮、枝、根以及附產品子仁、脂液、嫩孽17等大量出現在典籍之中?！缎滦薇静荨芬彩窃凇侗静萁浖ⅰ返幕A上略微增加松花、松柏氵諸、艾納、槐耳等。18后陳藏器在《本草拾遺》中槐部又增加槐花、槐子、槐木灰的藥用記錄。19到了明朝，李時珍便綜合以上諸家所說，又增松蕈、槐花、槐膠20等，形成我們今日看到的松柏槐的藥用體系。

2. 本草典籍尤其是《神農本草經》《本草經集注》中松柏槐的宗教色彩濃厚。

《神農本草經》中松脂、柏槐實都位列上品。而該書與古代方士存在歷史淵源，21其三品分類受到方士服食成仙思想或道家養生思想的影響。22而在該書關于松脂、柏槐實的記錄中也多記有成仙的基本條件，即“久服輕身”“不老”“延年”等詞匯。松柏槐也在道醫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中被附著了更多的宗教意味。除繼續錄有“不饑”“不老”“輕身”“延年”“發不白而長生”等字眼，最明顯的莫過于陶弘景提示用柏葉入藥時要“忌取冢墓上”。23為何要忌取冢墓上的柏？冢上松柏一方面是如《史記》所云，“松柏為百木長也而守宮闕也”，看重了松柏的這種具有宗教權威的社樹性質，可以鎮壓諸邪。另一方面因松柏壽命較長，人們往往種植松柏來寄托對親人友人的哀思。但冢墓又是鬼祟常駐之地。11《風俗通》曰，“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吨芏Y》方相氏入虛驅魍像。魍像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側以禁御之，而魍像畏虎與柏”。12用來禁御魍魎的柏實葉根等自然也就可能沾上“鬼氣”，這些“鬼氣”在古代是可以致病的。13但正如《新修本草》逐漸清除宗教鬼神痕跡一樣，這種忌“冢上松柏”的提示在《本草綱目》中便沒了作用，李時珍轉引陳承的說法“陶隱居說柏忌冢墓上者，而今乾州皆是乾陵所出，他處皆無大者，但取其州土所宜，子實氣味豐美可也”，24使各處之柏皆可藥用。25

3. 松柏槐的博物屬性增多。

本草典籍中除記錄植物的藥效之外還會記錄其他用途。在記錄松柏槐藥的本草典籍中，李約瑟發現在《神農本草經》中的252種植物藥，其中有36種具有某種殺蟲作用，松脂與槐實位列其中。26當然除了殺蟲還有其他用途。比如在《本草經集注》中槐枝可作神燭，27可能就是燃燒槐枝令其脂液流出，使火持續燃燒而可以照明。在《本草拾遺》中槐實是殺蟲劑，槐花可以染黃，子可染皂，槐木灰可以長毛發。28至于說槐實的食療屬性后也被孟詵記錄到第一部食療本草典籍《食療本草》中，“主邪氣，產難，絕傷，春初嫩葉亦可食，主癮疹，牙齒諸風疼”。29

二、松柏槐的藥食同源：以治風為例

藥食同源可以說是中國古人的一種共識。古時醫學養生家以及非醫學養生家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根據“食”與“藥”的性能進行合理調配，從而達到防病治病、養生益壽的效能。中醫認為，每一種食物都具有藥性，很多藥物也可作為食物的代用品，食療與藥療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密不可分的?！吨芏Y》中即有食醫、疾醫以及瘍醫和獸醫的劃分。30在西漢時期松柏脂就已成為重要的藥材商品進行買賣，這在西漢時期成書的《范子計然》中有所體現，“《范子計然》曰：松脂出隴西，如膠者善；《范子計然》曰：柏脂出三輔，上價七十，中三十，下十”。31而早在漢代及以前，柏實槐子也廣泛用于療病祛疾，這在出土醫藥文獻與兩漢時期傳世文獻可以找到佐證材料，如在《武威漢簡醫方》“治東海白水侯所奏方”中即可見到柏實的身影，該方是具有房內養生功效，32主要用來療治男子七疾及七傷。33而疑成書在漢代劉向之前的著作《素女經》中，同樣具有房中養生性能的茯苓散中也有柏子仁，久服該散不但長生延年還“老而更壯”，11《五十二病方》中也有槐本、枝、葉的記載。12此外，在張仲景的《金匱要略》中也有柏葉湯方的記載，用來療治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13從《本草經集注》《千金翼方》對松柏槐的辨證施治情況來看（見表2），松柏槐的葉、節、子、仁、皮、枝等部位都具有療病功效且藥用范圍不斷擴大。而且在敦煌文獻中，我們發現柏葉和松葉以及柏葉和槐皮配伍使用成生發及治頭風癢白屑膏方和洗百瘡方。14

晉唐則是中醫學發展史上承先啟后的重要時期，該時期在輯集方劑方面取得了許多成就，34許多對后世產生重要影響的方書典籍都出自于該時期。從漢唐時期的方書《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方》《醫心方》以及敦煌出土文獻、龍門藥方來看，以松、柏、槐命名的丸、膏、酒等劑型已相當完備且內外兼有，療病的范圍也較廣。單方的產生應該早于復方，研究由同一味藥物組成的不同單方為什么具有不同的功用，是單方研究的重要內容。35我們從方書中汲取了為數眾多的松柏槐的單方。單方主要涉及松脂、松葉、柏葉、柏皮、槐子、槐皮、槐枝等。

陳寅恪撰《元白詩箋證稿》開以詩證史之先河，之后數位學者如植木久行《唐詩的風土》、陳正祥《詩的地理》等也以唐詩為基本資料，討論諸如交通、都市、風俗等主題。36法國學者胡若詩的《唐詩與病》一文，則將唐詩與醫學勾連，討論唐詩中的疾病，尤其是病與詩風關系，構成當時文人社會交往的一部分，見證詩人的日常生活。37范家偉在其專著《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人》一書中也專辟一章來考察唐詩中贈藥、種藥與采藥的行為，以此來反映唐朝藥學史上的不同面相，其中服食茯苓、黃精、胡麻等植物，便是在唐朝服食風氣的氤氳下風靡一時的。38唐代服食風氣盛行，白居易的詩篇中也有一些描述服食風氣的篇章。39而在唐詩中也有一些關于服食松葉柏實的詩篇，如唐時飲服松葉酒受到了青睞：王績的《采藥》和《贈學仙者》詩中分別有，“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蜜”“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張九齡的《答陸澧》中有“松葉堪為酒，春來釀幾多”。王維的《過太乙觀賈生房》中有“共攜松葉酒，俱篸竹皮巾”；元稹的《放言五首》中有“乞我杯中松葉滿，遮渠肘上柳枝生”；許渾的《陪少師李相國崔賓客宴居守狄仆射池亭》中有“暖醅松葉嫩，寒粥杏花香”；李商隱的《飲席戲贈同舍》中有“唱盡陽關無限疊，半杯松葉凍頗黎”；等等。松葉酒之外還有飲服松節酒的詩篇現世，如元結的《說洄溪招退者》中有“糜色如珈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此外亦有將松脂（膏）拌和食物，使之柔軟滑爽的吟哦，如皮日休在《奉和魯望樵人十詠·樵火》中吟道，“松膏作滫瀡，杉子為珠璣”。40

在上述唐詩中出現較多的唐人飲松葉酒、松節酒等，可能與唐朝“風疾”盛行有關。41陶弘景在《名醫別錄》中對松葉、松節的藥效介紹時曾云，“（松葉）味苦，溫。主治風濕痹瘡氣”，“（松節）主治百節久風風虛，腳痹，疼痛”。42《本草經集注》中也將松葉與松節歸為可以療治久風濕痹的行列，且在介紹松節的藥效時云，“比來苦腳弱人，釀松節酒，亦皆愈”。43文中所說的苦腳弱人可能是腳有痛風之人。唐時孫思邈亦在《備急千金要方》中錄有松節酒，可以用來療賊風，11他在之后撰就的《千金翼方·用藥處方》中也將松節、松葉、松實歸入治風的行列。12

三、松柏槐的服食辟谷

英國學者基爾·沃丁頓（Keir Waddington）考察了公元1500年以來500年的歐洲醫療社會史之后，認為“宗教從未遠離醫療，不論是充當解釋疾病的方式，還是成為健康護理的理據或是作為醫學與科學的對手，都是如此”。13中國“通俗的、巫術實踐的經營”44的道教則發揮了重要作用。蓋建民就近三十多年來學術界在道教與醫學關系領域，“道教醫學”概念內涵、研究對象和學術界研究動態，進行一番梳理。其中道教醫學養生術與傳統醫學融通關系是道教與中醫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45道教煉丹、服餌與本草藥物之間有密切關系。46道教服食方在藥食養生方面的探索也大大拓展與擴充了中醫本草和方劑學。47在道醫相融的食療養生體系中服食是重要的一環。48道教醫學的服食（又稱“服餌”）是道教醫學養生術中外養的重要方式。它肇端于戰國時期，是在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服食成仙”思想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一門方術。49漢武帝時期，服食以金石煉制丹藥為主。東漢時，道教建立，服食養生得到較大發展，而丹藥的煉制也逐漸成為具有一套理論與方法的道教外丹術。道教典籍如《太上靈寶五符令》便認為槐或槐子具有驅除三尸之效。50松脂柏脂槐子便或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入服食者的視線范圍之內的。入唐后，中國興起了獨有的食療養生。當然，唐代服食風氣可能也與道教醫學熏染出的服食辟谷風氣（又稱“服餌”）有關，長于深山老林的藥用植物不再是道士們的專利，紛紛進入酒、茶、粥、點心中成為唐人的日常食物。51李頎在《送王道士還山》便提道，“嵩陽道士餐柏實，居處三花對石室”。52中國臺灣學者劉淑芬考察了唐人好飲用的植物湯藥，認為唐人服食植物湯藥應是受東漢以來道家養食之風的影響。53就松柏來說，漢晉間的一些典籍中，如《晉書》《梁書》《異苑》《博物志》都有記載松實、柏實、柏葉等在荒年可助糧充饑的記錄，且食完后無饑餓感。11而道醫陶弘景也認為，采煉到的松脂可以服食，柏葉與柏實“亦為服食所重，煉餌別有法。其脂亦入用”。12陶氏對松柏的服食用法被后世傳承，李時珍便在《本草綱目》中說，“松葉、松實，服餌所須；松節、松心，耐久不朽。松脂宜可以辟谷延齡”。13而在疑似魏晉時期道教著作的《大清經》中亦有“服松脂法”“服松葉法”“服松實法”“服松根法”“服柏脂法”“服槐子方三方”等，14反映了當時服食松柏槐實之盛。到了唐代，道醫的另一著名人物孫思邈亦在其撰就的《備急千金要方》“服食法”中類似記錄“餌柏實方”“飲松子方”“服松脂方”“采松脂法”“煉松脂法”15等，在其之后撰就的《千金翼方》“養性服餌”“養老食療”中亦有“彭祖松脂方”“彭祖延年柏子仁丸久服強記不忘方”的記錄。16可以說是采、煉、服自成一體，共同來指導時人服用松柏槐實，在敦煌出土文獻中亦有類似記錄，可見這種服食松柏槐的影響范圍是較廣的。如唐人選方乙卷中有服槐子的記錄，且說服了槐子可以“堅齒骨，明目，令發不白”；道家醫方殘卷中也有“臨川何詮廿四歲傳得方”其配方的藥物為“松五兩、柏花五兩、側柏者，兼絕人行處者妙”。而佛家服食養生方受道教的影響，服食的植物種類則大同小異，所以在敦煌出土文獻佛家醫方中我們亦能看到柏子仁的身影，如佛家醫方第二種殘卷中有柏子仁，與茯苓、茯神等十六味藥一起組成方劑，服食該方可以“清雅、骨健身安、不驚疑、開心益智、駐顏”。54

道教服食養生體系之中，辟谷也是重要方面。辟谷法以斷絕米谷為主的修煉方法，此法可追溯至戰國時期，秦漢之際已開始流行。魏晉之時，陶弘景便認為松節、松根白皮“主辟谷不饑”，葛洪也在《葛氏方》中說道，“若得游涉之地，周所山澤間者方：但取松柏葉細切，水服一二合，日中二三升，便佳”。在《抱樸子》中亦云，“槐子，新瓷合泥封之，二十馀日，蒲絆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至補腦，早服之，令人發不白而長生”。到了唐代，文士也喜愛辟谷養生，唐詩中就記錄了許多種植用來辟谷的藥物和服食方法。55孫思邈在《千金翼方》中《避谷》一卷詳細介紹了如何采、煉、服松柏脂和松柏實，如“服松柏脂第二”涉及“采松脂法”“取破松脂法”“取松脂法”“煉松脂法”“粉松脂法”“服松脂法”“取柏脂法”等56二十首和“服松柏實第三”“采柏子法”“采松實法”“絕谷升仙不食法”“服松子法”“松子丸”“服松葉法”“高子良服柏葉法”“仙人服柏葉減谷方”“休糧散方”等十九首。56而在敦煌出土文獻中也有辟谷諸方第三種殘卷和第四種殘卷中有含有白松脂的“妙香子丸”和含有槐子的“辟谷諸方絕谷仙方胡麻之法”。54而周武滅佛開始，佛教徒入山避禍也開始行避谷休糧法。55高僧入山辟谷，多服食松、柏等物，所以敦煌出土文獻辟谷諸方第一種殘卷中有，“觀音菩薩最勝妙香丸”中有“松脂”。54蓋建民詳細的考察了巫術醫學和方士醫學，并認為巫術醫學是中國傳統醫學的早期流變，而方士醫學則是道教醫學的直接前身。57就松柏槐藥來看，服食松柏槐可能也與道醫出現之前的巫醫、方士醫有關。李時珍認為服食柏可能帶有接觸巫術的意味，58食柏是因為“性后凋而耐久，稟堅凝之質，乃多壽之木”與魏晉時人服石有相同的心理，所以他會說柏葉是神仙服餌。他的這種巫術思想也反映到他對槐的記錄上，“周禮：秋取槐、檀之火?；茨献樱豪匣鄙?。天玄主物薄云：老槐生丹?；敝癞惾绱恕?；“按太清草木方云：槐者虛星之精。十月十巳日采子服之，去百病，長生通神”。59松柏槐的養生屬性也使得孫思邈在《千金方》《千金翼方》都錄有“仙方凝靈膏”，其是由36斤的茯苓加上24斤的松脂加上12斤的松仁以及12斤的柏子仁配伍而成，服用該膏后可絕谷、不饑、延年。11

結語

范家偉曾言，“在醫學史研究中，醫經、方書都是最為重要的資料，如若能配合其他資料，諸如唐詩宋詞、筆記小說，相信對古代的醫療與生活會有更為豐富而全面的認知圖像”。12杜正勝認為，“醫療史另一龐大數據庫是本草學，不但可以發掘生命的歷史，也可探悉民俗與風情”。13學者邊和亦言，“與藥物相關的文字記述也占據了傳世醫學文獻的絕大部分”。14他們都指明了醫學史與藥學史之間難分難舍的關系，亦顯示了中國傳統藥學史（本草學史）的重要性。而在中國藥學史中，漢唐時期藥學史的地位較為重要。根據日本學者岡西為人對中國本草歷史的分期，漢唐時期傳統藥物學史（本草學史）恰處于創始到隆盛期這一階段。15

林富士亦言，“醫經、經方和本草為中國醫學著作最主要的三大類型，而其經典作品……都是在戰國、秦漢至隋唐期間成書，因此，討論中國醫學，勢必要以這個時期為重”。16近年來，關于漢唐時期藥物史研究多側重于東西文化交流和宗教實踐層面，前者包含如追蹤菩提樹來源、17西域藥物東傳對中醫藥的繁榮所產生的影響、60漢唐時期我國傳統植物藥與印度的交流61等。后者則有檳榔與佛教、62人參與宗教的互動63等，以及二者兼有的，透過醫藥通覽中古道教醫學與外來宗教思想與文化交流。64從醫學全球史的角度來看，物質文化的視角往往被運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東西方藥物貿易與知識的流動?，敔査h森（Marta Hanson）與吉安娜·波瑪塔（Gianna Pomata）對近代早期中國醫方在西方的轉譯與傳播作了出色的研究。65卡拉·納皮（Carla Nappi）講述了一種西方醫學的神奇藥物底野迦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過程以及中國醫者描述、評價與吸納外來藥物的方式。66那另外，納皮以人參為個案，通過對中國醫學、植物學與商業文本中的描述，揭示了一種近代早期對于自然事物認知方式的轉變。67梁其姿與陳明對于阿魏這一藥物跨歐亞的流動進行了長時段的研究，指出了不同時期和地域對于阿魏認知的傳播與變化。68他們的研究都指出了物質本身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與其說歷史上存在著一種確定性的物質“人參”或“阿魏”，不如說歷史上有著各種不同的被稱為“人參”或“阿魏”的物質。說明在全球史的研究中，對物質文化的研究亦不可忽視，往往通過一種藥物、一件文物或是一種技術的全球流動，便可在微觀的角度重構歷史知識的版圖。

就本文考察的松柏槐藥來看，早在漢時柏實就在房中養生與治病驅疾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使得其在當時需求量可能已經很高，所以崔實才會在《四民月令》錄有，“七月收柏實”。69前述槐子也在服食養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其需求料想也會很高，所以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記錄收槐子的方法。11到了唐朝柏子仁也成為重要的土貢藥品之一，成為雍州、陜州、并州、代州等地的道地藥材。也是到了唐代因為對柏子仁需求過多，導致采集量加大，使得區域資源不堪重負，出現資源枯竭的現象?！缎滦薇静荨芳凑f柏子仁，“惟出陜州、宜州為勝。太山無復采者也”。12還有松子與松實，唐朝時其已在蔚州成為道地藥材，而從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關于海松子的記載或可推測，在唐朝段成式撰就《酉陽雜俎》之時或之前，中國曾從當時的新羅、南詔引入松子，并命名為海松子，“海松子出遼東及云南，其樹與中國松樹同”，改變了中國松子只能藥用而不堪果食的歷史。13在漢代松柏槐的果實因時人食之不饑而為神仙家、方術士所注意。道教成立后，這一功能進一步升華，表現為松脂、柏仁、槐實被建構成使人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漢唐宗教與服食風氣對松柏槐形象進行了多重文化意義建構，而這又反作用于松柏槐影響到對其實際藥用價值的判斷，使漢唐時期的松柏槐與彼時宗教、風氣、思想觀念呈現出多重互動關系。

注釋

1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連樹聲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662~672頁。

2 J.G.弗雷澤：《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耿麗編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7年，第172頁。

3趙沛霖：《樹木興象的起源與社樹崇拜》，《河北學刊》1984年第3期；李亞軍：《“折柳送別”解---論“折柳”民俗蘊涵的樹神崇拜、生殖信仰觀念》，《陰山學刊》2006年第4期。

4尹榮方：《龍為樹神說--兼論龍之原型是松》，《學術月刊》1989年第7期。

5徐君：《試論樹神崇拜》，《宗教學研究》1994年第Z1期。

6趙殿增、袁曙光：《從“神樹”到“錢樹”---兼談“樹崇拜”觀念的發展與演變》，《四川文物》2001年第3期。

7(1)詳細內容可參見王麗：《〈太平御覽〉引“黃帝”醫藥學著作考》，《中醫藥文化》2013年第2期；曹瑛：《從孫輯本〈神農本草經〉看〈太平御覽〉對輯佚的重要價值》，《中醫文獻雜志》2016年第1期；曹瑛：《論〈太平御覽〉醫藥資料內容與特點》，《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17年第12期；王同宇、曹瑛：《〈太平御覽·人事部〉中醫學人文觀分析》，《中醫文獻雜志》2018年第2期；李幾昊、溫昊天、劉考強等：《〈太平御覽·飲食部〉食療內容初探》，《中醫藥文化》2018年第6期；王麗芬、孟永亮：《〈太平御覽·方術部〉養生類與醫類引錄文獻考述》，《中華醫史雜志》2019年第4期；等等。

8(2)王麗芬、孟永亮：《〈太平御覽·藥部〉文獻探究》，《中醫文獻雜志》2021年第1期。

9(3)郭幼為：《宋代植物崇拜中的神秘感應與神話傳說》，《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

10(4)參見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99頁；王永平：《論唐代民間信仰中的植物崇拜》，《唐史論叢》2006年；王子今：《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58~373頁；王利華：《人竹共生的環境與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362~373頁；張黎明：《中國文化中樹木精怪嬗變源流辨析》，《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魏晉志怪故事〈樹神黃祖〉的民俗文化闡釋》，《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原始信仰中的植物文化》，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編：《天津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會議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6~172頁。

11(5)李炳海：《〈山海經·五藏山經〉藥用植物文化生成蠡測》，《中州學刊》2013年第10期；張黎明：《巫術思維與〈山海經〉中的植物文化》，《農業考古》2021年第3期等。

12(6)徐君：《試論樹神崇拜》，《宗教學研究》1994年第Z1期；王廷洽：《中國古代的神樹崇拜》，《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

13(7)李昉：《太平御覽》卷953~954，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230~4238頁。

14(1)范家偉：《大醫精誠---唐代國家、信仰與醫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年，第97~105頁。

15(2)范家偉：《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2、69頁。

16(3)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卷3，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年，第89、90、92頁。

17(4)關于嫩孽，《名醫別錄》云，“八月斷槐大枝，使生嫩孽，煮汁釀酒，治大風痿痹甚效”。參見陶弘景：《名醫別錄》卷1，尚志鈞輯校，尚元勝、尚元藕、黃自沖整理，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年，第37頁。

18(5)蘇敬等：《新修本草》卷12，尚志鈞輯校，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2004年，第173、182頁。

19(6)陳藏器：《本草拾遺輯釋》卷8，尚志鈞輯釋，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第380頁。

20(7)李時珍：《本草綱目》卷28，劉衡如、劉山永校注，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年，第1153、1347~1348、1349~1350頁。

21(8)尚志鈞：《〈神農本草經〉與古代方士存在歷史淵源關系》，《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22(9)蓋建民：《道教醫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9~40頁；李建民主編、山田慶兒著：《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廖育群、李建民編譯，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第309頁；于賡哲：《成仙初階思想與〈神農本草經〉的三品藥劃分法》，《史林》2020年第3期。

23(10)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卷3，尚志鈞、尚元勝輯校，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第191~192、193、227頁。

24(11)李建民：《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76~248頁。

25(12)李昉：《太平御覽》卷954，第4235頁。

26(13)胡梧挺：《鬼神與生死：中古鬼神之病及相關問題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57~82頁。

27(1)李時珍：《本草綱目》卷28，劉衡如、劉山永校注，第1285頁。

28(2)這種“忌冢上松柏”觀念可能只為道家所持，在疑似魏晉之時道教典籍《大清經》之中有，“凡采松柏葉，勿取冢墓上者。當以孟月采，春秋為佳”。道家醫方殘卷中亦有“松筍發白方”，其中對松筍要求為“松筍長五寸已未者，采三斤已上，不得取墓瑩上者”。參見丹波康賴：《醫心方》卷26，高文柱校注，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年，第556頁；馬繼興等：《敦煌醫藥文獻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64頁。

29(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6卷《生物學及相關技術》第1分冊《植物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05~406頁。

30(4)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卷3，尚志鈞輯校，尚元勝、尚元藕、黃自沖整理，第237頁。

31(5)陳藏器：《本草拾遺輯釋》卷8，尚志鈞輯釋，第380頁。

32(6)孟詵：《食療本草譯注》卷上，鄭金生、張同君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2頁。

33(7)《周禮》中云，“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參見徐正英、常佩雨譯注：《周禮》，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04、108、110頁。

34(8)李昉：《太平御覽》卷954，第4232、4235頁。

35(9)對于柏子仁在房中養生功能方面（男子五勞七傷）的使用，唐朝時依然有相關的記載，比如《古今錄驗》中療丈夫五勞七傷的“薯蕷丸”，《洞玄子》中鹿角散都是用來療治男子的五勞七傷。參見王燾：《外臺秘要方》卷17，高文柱校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年，第566頁；丹波康賴：《醫心方》卷28，高文柱校注，第595頁。

36(10)張雷編著：《秦漢簡牘醫方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76~277頁。

37(11)王燾：《外臺秘要方》卷17，高文柱校注，第559頁。

38(12)尚志鈞編撰：《〈五十二病方〉藥物考辨》，北京：學苑出版社，2021年，第146頁。

39(13)張仲景撰：《金匱要略》卷中，何任、何若蘋整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年，第63頁。

40(14)馬繼興等：《敦煌醫藥文獻輯?！?，第268、349頁。

41(1)徐榮慶、周附：《論秦漢、晉唐、宋元中醫發展的成就》，《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

42(2)胡玲、周晶、張琳葉：《試論單方及單方文獻的研究》，《陜西中醫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43(3)陳正祥：《詩的地理》，香港：商務印書館，1978年；植木久行：《唐詩の風土》，東京：研文出版，1983年。

44(4)胡若詩：《唐詩與病》，錢林森編：《法國漢學家論中國文學---古典詩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327~344頁。

45(5)范家偉：《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第288~333頁。

46(6)姜維公、范勝麗、孫淑琴：《從白居易詩看唐代服食風氣》，《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47(7)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2冊第37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81、483頁；第2冊第49卷，第609頁；第4冊第125卷，第1252頁；第12冊第413卷，第4574頁；第16冊第537卷，第6133頁；第16冊第539卷，第6152頁；第8冊第241卷，第2715頁；第18冊第611卷，第7049頁。

48(8)參見安家琪：《唐代“風疾”考論》，《唐史論叢》2014年第2期。

49(9)陶弘景：《名醫別錄》卷1（輯校本），尚志鈞輯校，尚元勝、尚元藕、黃自沖整理，第16頁。

50(10)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第57、192頁。

51(11)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校釋》卷8，李景榮等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第196頁。

52(12)孫思邈：《千金翼方校釋》卷1，李景榮等校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第15頁。

53(13)基爾·沃丁頓：《歐洲醫療五百年--1500以來的歐洲醫療社會史》，李尚仁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第80頁。

54(1)馬克斯·韋伯：《宗教社會學》，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51頁。

55(2)蓋建民：《道教與中醫關系研究的學術史及其研究現狀》，《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5期。

56(3)范家偉：《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第81~83頁。

57(4)蔣力生：《道教服食方的類型和特點》，《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張衛、張瑞賢：《道教醫學服食方研究》，《國際中醫中藥雜志》2006年第2期；黃永鋒：《道教服食技術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王振國、劉鵬：《道教對中醫藥的影響---從本草與服食養生說起》，《中國道教》2015年第4期；章原：《葛洪與本草服食---以〈抱樸子內篇〉為中心》，《中國道教》2015年第6期；邸若虹、鮑健欣：《醫道同源---淺談道醫學、道教服食方與中醫學的關系》，《中國道教》2016年第4期；楊枝青、王春艷：《葛洪〈神仙傳〉“仙方”小議》，《中醫文獻雜志》2018年第5期。

58(5)參見鐘肇鵬：《道教與醫藥及養生的關系》，《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蓋建民：《藥王孫思邈與中華傳統食療學》，《中國道教》1997年第4期；胡可濤：《道醫相融：道教藥食養生文化淺議》，《中國道教》2013年第5期等。

59(6)蓋建民：《道教醫學》，第37頁。

60(7)吉元昭治：《道教與不老長壽醫學》，楊宇譯，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285頁.

61(8)賈劍秋：《論唐代道教對唐代文化的影響》，《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

62(9)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4冊第133卷，第1351頁。

63(10)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7~349頁。

64(11)李昉：《太平御覽》卷954，第4231、4232、4233、4237頁。

65(12)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卷3，尚志鈞、尚元勝輯校，第192、193頁。

66(13)李時珍：《本草綱目》卷28，劉衡如、劉山永校注，第1288頁。

67(14)丹波康賴：《醫心方》卷26，高文柱校注，第549、556~557頁。

68(15)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校釋》卷27，李景榮等校釋，第585~586頁。

69(16)孫思邈：《千金翼方校釋》卷12，李景榮等校釋，第198、205~206頁。

70(1)(5)(7)馬繼興等：《敦煌醫藥文獻輯?！?，第230、763、755;706、709、710;693頁。

71(2)(6)(12)范家偉：《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第303~312;118~123;383頁。

72(3)(4)(11)孫思邈：《千金翼方校釋》卷12，李景榮等校釋，第208~210;210~211;211~212頁。

73(8)蓋建民：《道教醫學》，第13~40頁。

74(9) J·G.弗雷澤：《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耿麗編譯，第19頁。

75(10)李時珍：《本草綱目》卷35，劉衡如、劉山永校注，第1286~1287、1346~1347頁。

76(13)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并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新史學》1995年第1期。

77(14)邊和：《西方醫療史研究的藥物轉向》，《歷史研究》2015年第2期。

78(15)岡西為人：《中國本草的歷史展望》，杜石然、魏小明等譯，劉俊文：《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0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34頁。

79(16)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511頁。

80(17)羅香林：《唐代廣州光孝寺與中印交通之關系》，香港：中國學社，1960年，第147~162頁。

81(1)夏雷鳴：《西域藥物東傳與中醫藥的繁榮》，《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

82(2)楊崇仁：《中古時期我國傳統植物藥與印度的交流》，《亞太傳統醫藥》2018年第1期。

83(3)林富士：《檳榔與佛教---以漢文文獻為主的探討》，《“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3分，2017年，第453~519頁。

84(4)周金泰：《人參考：本草與中古宗教、政治的互動》，《文史》2019年第1期。

85(5)陳明：《方家、煉丹與西土藥--中古道教醫學與外來文化初探》，《史林》2013年第2期。

86(6) Marta Hanson and Gianna Pomata,“Medical Formulas and Experiential Knowledg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pistem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Isis,Vol.08,No.1 (Mar.,2017),pp.1~25．

87(7) Carla Nappi,“Bolatu's Pharmacy:Theriac in Early Modern China”,Early Science and Medicine,Vol.14(2009),pp.737~764.

88(8) Carla Nappi,“Surface Tension:Objectifying Ginseng in Chinese Early Modernity”,in Paula Findlen,ed.,Early Modern Things:Objects and Their Histories,1500-1800,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3,pp.31~52.

89(9)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Ming Chen,“The Itinerary of Hing/Awei/Asafetida across Eurasia,400-1800”,in Pamela H.Smith,ed.,Entangled Itineraries:Materials,Practices and Knowledges across Eurasia,pp.141~164.

90(10)李昉：《太平御覽》卷954，第4236頁。

91(11)賈思勰：《齊民要術》卷5，繆啟愉校釋，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年，第350頁。

92(12)蘇敬等：《新修本草》卷12，尚志鈞輯校，第173頁。

93(13)李時珍：《本草綱目》卷28，劉衡如、劉山永校注，第12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