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湯普森階級史觀的多維闡釋
摘 要：在英國新左派史學界內部，學者們普遍關注愛德華·湯普森階級經驗敘事方式，將階級研究中的文化與結構因素結合起來，探討湯普森階級史觀在文化轉向和新左派史學轉向中的學術價值與政治意義。國際新文化史學界重點分析湯普森階級話語運作機制、階級經驗方式及其主體性關聯表征，強調在大眾政治行動中的階級經驗形式與階級意識差異，揭示政治、地域、性別以及不同社群文化對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從批判階級話語分析學派出發，堅持對湯普森階級史觀進行歷史唯物主義重建。在國際史學回歸“宏大問題”敘事的當下情境中，全球勞工史學界亦參與到對湯普森階級史觀的闡釋之中，學者們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推進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史研究，彰顯英國馬克思主義范式的全球史學意義。
關鍵詞:愛德華湯普森;新左派;階級史觀;文化轉向;全球勞工史;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Edward Thompson' S View of Class History
Liang Minsu Fan Lili
Abstract：Within the British New Left historiography circle, scholars genera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narrative style of Thompson's class experience theory, combining cultur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in class studies, and discussing the academic value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ompson's class history view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cultural turn”and the New Left historiographic turn.The international new cultural history circle focuses on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ompson's class discourse, class experience mod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of subjectivity correlation, emphasizing the form of class experience and the differenc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 mass political actions, revealing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region, gender and the culture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Starting from criticizing the school of class discourse analysis, Marxist historians insist on reconstructing Thompson's view of class history under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iography returning to the“Big Problem”,the global labor historians hav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ompson's view of class history.Scholars have advanced the study of Marxist class history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specific aspects, highlighting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ographical paradigm.
Keyword：Edward Thompson; The New Left; View of Class History; Cultural Turn; Global Labor History; Marxist Historiographical Paradigm;
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史學界發生了史學觀念更新及范式意義上的“文化轉向”,在史學實踐上成就斐然，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9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學者對這種“文化轉向”思潮進行批評反思，旨在重構“社會與文化”的辯證關系，重視“文化”分析與“結構”歷史對于史學經驗研究的方法論價值與新社會史學的闡釋性意義，重新審視史學闡釋新路徑，反映學術取向的“超越文化轉向”特征。學界對于“文化轉向”范疇及源起爭論已久，國外學者認為西方新社會史的“文化轉向”肇始于“E.P.湯普森將文化概念引入勞工史，這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史的堡壘”1。
國內學者則認為“由于在50年代前后形成的社會史和社會科學史本身研究暴露的諸多問題，導致在七八十年代出現了以新文化史興起為標志的又一次史學風向轉折”2。林恩·亨特則為七八十年代“文化轉向”后的新文化史正本清源3。在這種歷史語境和特定學術脈絡中，在階級史觀與英國工人階級史學領域，作為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重要奠基者，愛德華·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以下簡稱《形成》)無疑繼承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形成理論，開創了基于“經驗—意識”范疇和文化研究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奠立了戰后英國馬克思主義新社會史學的“文化轉向”4。湯普森創新了勞工史“文化主義”范式，這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的題中之義，他對80年代以來國際新社會史“文化轉向”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5。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英國新左派史學、新文化史、全球勞工史等學科領域對湯普森階級史觀和“文化主義”范式的史學認識，始終處于一種動態與靜態交織的演變歷程，隨著時代變化、史學文化和學術風向的改變，而呈現不同的問題意識與闡釋視域6。就全球史學史和學術思想史而言，在國際史學從“文化轉向”的演進邏輯中，從史觀形成與范式賡續的角度，分析國際學界有關湯普森工人階級史觀的文化取向，透視其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的全球關聯及推進路徑，聚焦湯普森階級“形成”理論與階級史觀的多維闡釋及本質特征，探索全球勞工史學實踐的可能路向，也就具有歷史意義及史學價值。
在時代語境變動與學術文化更替中，圍繞湯普森“階級經驗”概念及其在歷史闡釋與史學實踐中“階級意識”如何形成、如何體現，諸多史家探詢其文化主義階級史學范式的意義與局限等問題，依次形成了從堅持馬克思主義“總體性”分析立場到“話語”化方法解構“階級”概念的不同立場。在長期闡釋與反思分析中，國際史學界或者以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為出發點，倡導“重建”湯普森階級概念與方法的完整性與有效性，或者從多層面體現了新一輪“全球勞工史”實踐浪潮的史學闡釋與多維樣態。這種對湯普森階級史觀與范式理解的不斷延展、層級遞進的理論闡釋與實踐更新，也塑造與反映了中外學界對該問題的批評發展史，實際上呈現了某種內在有機的思想系譜及演變歷程。
一 英國新左派視域中的湯普森階級史觀及“文化主義”范式
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豐裕社會”形成、消費主義社會與工人階級文化的變遷，英國傳統左派遭受重大理論危機，反對斯大林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新左派運動拉開序幕。在新左派學術領域，“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一個‘文化主義的時代’……緊隨其后的便是1970年代‘結構的時代’”7。以湯普森《形成》為經典文本的工人階級史研究及其“文化主義”范式則是以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為根本歷史觀的新社會史范式，主張關注“文化”因素對社會歷史變遷的基本作用，認為工人階級“經驗”是文化表達的重要手段，而日常經驗中形成的“階級意識”是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主要標志。從50到70年代，湯普森階級研究的文化主義范式在兩代英國新左派史學群體內部，產生了不同的理論應對與歷史回響。英國新左派史學界對湯普森階級史觀的反思，體現為在文化研究領域進行關于“整體生活方式”的討論，也表現為兩代新左派關于“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理論爭議。
從總體上看，在20世紀80年代英國新左派文化視域中，湯普森階級史觀及范式演進的“文化轉向”主要由三個因素推動。一是政治因素層面，時代語境與政治環境形塑了史學研究的“民粹主義”傾向與“身份認同”政治。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際政治局勢緩和，英國“撒切爾主義”保守政策，導致英國新左派運動及激進思潮漸趨衰落。英國史學界尤其新勞工史學以往注重社會矛盾與階級斗爭、階級形成與生產關系、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前提的傳統取向等問題，80年代以后逐漸讓位于民族民粹“文化”敘述、民族歷史構成與國家身份認同的史學旨趣8。在這種政治形勢與社會思潮的變動下，當時面臨理論困境的英國新左派知識分子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家意識到需要積極反思既有的史學范式。二是史學因素層面，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降，英國“新左派”史家群體引領了英國新社會史潮流，批判借鑒歐洲大陸理論，力主打破傳統經驗主義史學，推動有關“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學術爭鳴，成為戰后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潮的一種內生力量與重要變革因素。三是就社會理論與歷史資源看，它也受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西方人文學術領域里“文化轉向”學術理論運動的影響9。在批評新學科理論資源的基礎上，英國學界熱衷于或長期浸淫于諸如后結構主義哲學、文學批評理論與文化研究理論思潮之中。該時期英國新左派史家群體傾向于將湯普森階級史觀置于文化研究范疇之內，從范式意義上深入反思湯普森史學研究的特征，圍繞諸如“人民”“階級”“經驗”概念進行抽象內涵分析，推崇研究文本的歷史敘述風格與歷史書寫藝術，促進了有關新社會史學、新文化史學的“文化主義”范式變革及史學實踐。
一方面，作為第一代新左派知識分子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群體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湯普森和同時代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德·威廉斯都關注作為工人階級“意識”和“文化”所采用“經驗”這種直接表達方式與敘事手段。然而兩者主要不同的敘事策略或敘事手段分歧則在于“經驗”表現方式的本質差異。前者主要關注作為工人階級“整體斗爭方式”的文化歷史，后者則強調研究工業革命時期以來的英國“大眾”社會及大眾文化“整體生活方式”變遷的漫長歷史10。湯普森批評文化研究學派忽略了對18世紀英國勞工激進主義、階級斗爭及知識分子歷史作用的系統考察11。威廉斯則以大眾文化取代工人階級文化為前提，強調分析在社會歷史總體性基礎上的“情感結構”及其緩慢歷史變遷，認為“(情感結構而非階級)成了社會與文化因素的中介”12。由此在肯定了湯普森階級史觀尊重普通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的基礎上，威廉斯認為湯普森關注階級斗爭及其對18世紀英國激進歷史與勞工運動史的研究，實際上忽視了在“所有(湯普森關注的)歷史時期中，有些階級沖突會以其他的方式調和，在其中也存在著階級矛盾的臨時解決或暫時表現的部分”歷史可能性13。威廉斯正是在關注整體生活方式的文化以及“文化”自身生產與再生產的歷史過程中，通過特定的史學闡釋，開創了與湯普森文化馬克思主義階級史研究不同的分析模式，借分析文化獨立性為手段，通過確立漫長文化變遷為研究目標，形成了有關戰后英國工人階級的文化闡釋路徑。
另一方面，以佩里·安德森為代表的第二代英國新左派及馬克思主義史家群體在與湯普森長達16年(1964—1980)的論戰中，以反對“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階級史觀為核心，以探究當代英國新左派政治運動方向為學術路向，確認了闡釋17世紀英國革命“不成熟的階級意識”的形成所造成英國社會主義道路“特殊性”等核心問題，全面審視湯普森階級史觀和文化主義史學范式。首先，安德森批判了湯普森階級史觀的“經驗主義”傾向，認為他沒有對社會歷史的“結構”方面有任何實質分析14。其次，安德森從結構主義的分析角度出發，認為湯普森階級史研究主要忽略了經濟基礎的客觀決定性，過分強調主觀因素對階級形成的影響。由此指出對于英國工人階級如何形成這一命題，應該圍繞著“工業革命在客觀上對封建農業勞動力的集中改造與主觀上作為對客觀結構變遷的反應的一種階級的文化的初步形成的相互作用”的歷史進程問題進行研究15。再次，由于17世紀英國革命的不徹底性，“清教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無用的意識……這場革命只是改變了英格蘭的社會結構而不是上層建筑”,由此土地貴族與資產階級相結合，傳統主義與經驗主義相關聯，致使革命產生了不成熟的資產階級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從而造成了英國工人階級意識的不發達。因而，歷史經驗敘事與史學闡釋方式自然不能如同湯普森學說所強調那樣，認為英國工人階級自主的階級意識和“能動性”,也不能如同文化馬克思主義階級史范式所認識的那樣，單純地強調“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英國傳統激進主義文化的作用，而是需要大量引進歐陸結構主義理論來改變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貧困”16。最后，對于英國新左派理論界而言，需要借助的是“抽象非有機”的解釋前提，認識到階級經驗對社會歷史“可能性的審視”理論的客觀作用17。實質上，安德森對湯普森階級史觀的審視與反思，體現了結構主義“關注結構”和“無主體性”的本質特征。
與此同時，關鍵問題在于，英國新左派史家群體圍繞R.約翰遜所提出的關于湯普森史學研究的“文化主義斷裂”命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約翰遜從調和兩代新左派史家關于“結構”與“文化”爭論的立場出發，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第一代英國新左派及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群體諸如多布、湯普森、希爾以及希爾頓等人，他們之間就存在明顯的思想分歧及學術斷裂。雖然他們大都堅持底層人民史書寫，注重大眾政治生活的史學觀念，但是隨著60年代史學路標的時代轉換，湯普森等人倡導“文化主義”史學范式，導致新老左派及英國學界圍繞“文化主義斷裂”問題展開論辯，他們聚焦“結構主義”與“文化主義”的理論優劣進行了相關分析。有學者從文學批評和反思民粹主義的角度，考察湯普森工人階級歷史敘事美學和階級經驗內涵問題。恰如歷史本身的邏輯那樣，R.薩繆爾通過考察“人民歷史”理論淵源，反思湯普森階級史觀的法國浪漫主義來源，分析了湯普森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雙重風格及敘事美學。S.霍爾則批評P.伯克將工人階級保守派也納入湯普森“階級經驗”范疇的觀點，認為這無疑是無限度地擴大了“階級經驗”及其概念內涵，必將導致一種民粹主義階級經驗范式。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英國新左派運動衰微，客觀上新的社會運動主體變得更加多元，氣場強大的撒切爾主義民族民粹主義及“身份認同”政治史學主流范式日益興盛18。正由于英國學界浸淫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西方人文學術領域里“文化轉向”學術語境之中，特別是英國史學界熱衷于對后結構主義哲學的實踐考察，既側重于文學批評的批判反思，也關注文化研究理論的養分吸納，英國新左派知識界及史學群體對湯普森階級史觀與史學范式的理論研究及史學取向，主要采取了三種分析路向：一是，在一種文化“多元性共存”的視閾下，兩代英國新左派代表人物聚焦了60—70年代社會“文化”與“結構”歷史的論爭，表現為“對話”與“彌合”的學術取向與實踐特征。二是，以兩代史家群體為核心的知識界傾向于將湯普森階級史觀置于文化研究范疇內，進行抽象化的概念分析。三是，90年代隨著傳統左派在西方學界的衰落，新左派史家側重將湯普森階級史觀置于50—80年代新左派社會運動的政治語境中，在兩代新左派知識群體代際更迭的時代背景下，借助政治思想史的學術譜系，通過文化史的分析路徑，對相關理論問題采用總結性概括，對社會結構變化進行整體性反思19?？梢?，這些歷史闡釋路徑重點關注湯普森階級史研究及其史學取向作為新左派文化理論遺產與社會主義政治價值，重新評估湯普森階級史觀及“文化主義”范式的重要意義，由此呈現了以下三個基本特征：
其一，體現了階級史觀中“結構”與“文化”的“對話”及“彌合”色彩。這方面的批評延續了前一階段結構主義的主要主張，在時代變換的當下意義上，增添了“調和”主義的色彩。安德森在肯定了湯普森主張研究工人階級“文化”和“經驗”的重要性的同時，著重批評了其階級概念的模糊性，認為湯普森對階級“經驗”概念的使用并非始終如一，有時它指主體間相互關系和對“事件”的反應，有時又成為湯普森筆下連接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中間項，他強調引入理論必要性但又反對結構主義完全忽視“經驗”的做法。20理查德·約翰遜提出了在霸權相對穩定時期關注社會“階級”范疇的運作方式的問題，并認為這是調和“文化”與“結構”論爭的關鍵21。
其二，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社會史學“文化轉向”的影響下，聚焦于具體范疇與概念，繼續圍繞著湯普森階級史觀“人道主義”的民粹主義與經驗主義問題，重新反思湯普森階級史觀的來源與性質以及價值。例如，拉斐爾·薩繆爾強調湯普森階級經驗的法國浪漫主義文化淵源，彼得·伯克關注未被湯普森“經驗”范疇所包含在內的工人保守黨，S.霍爾則反對階級經驗的包羅萬象，意在提醒新左派注意當前對湯普森文化主義階級觀點研究中的民粹主義傾向22。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家H.凱耶則充分揭示了湯普森“階級經驗”的功能與“能動性”觀點的價值，認為它“一是拓寬了歷史研究中階級經驗的概念，二是重新肯定了歷史主體的動力作用”23。它有利于書寫個人政治史，也有利于歷史批判主義的發展24。
其三，是采用不同角度的學術史梳理，考察湯普森的階級史觀在整體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和新左派學術史上的價值向度及意義問題。首先，肇始于圍繞霍爾將湯普森《形成》總結為英國文化研究領域里的“文化主義”范式的經典文本，在新左派文化研究領域，對湯普森階級史觀與范式的反思經歷了從肯定湯普森階級經驗“作為工人階級對社會關系的一種表達”開其端，經由強調社會史中工人階級主體性主張，旨在強調文化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與文化研究共通性，到審思湯普森階級史觀與范式對大眾流行文化形態和社會關系研究的價值意義，再回歸到在身份認同史學的影響下，批判性審視湯普森階級史觀“整體統一性”的工人階級敘事可能性，提出身份交互性(Intertextuality)的敘事理論25。其次，從文化馬克思主義階級歷史理論發展史的角度，約翰遜提出了湯普森階級史研究的“文化主義”斷裂問題。約翰遜認為在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早期，第一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轉向文化”,與更早的莫里斯·多布一代關注“經濟”是不同的26。當時新左派史家支持與反對此觀點的聲音不斷27。雖然論爭莫衷一是眾說紛紜，但卻留給史學家以一種考察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文化轉向”的發展史路徑，重新審視湯普森階級史觀與范式的價值意義的思路28。
值得強調的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傳統左派在西方學術界的衰落，英國新左派史家側重從整體性視角出發，在新左派政治運動落幕和兩代新左派更迭的歷史語境中，把湯普森階級史觀意義置于政治思想史領域與文化史學術脈絡中加以討論。有學者側重從新左派理論遺產與社會主義政治價值方面，重新評估湯普森階級史觀及“文化主義”范式的重要意義。G.麥克凱恩考察了湯普森對威廉·莫里斯的學術動機的研究，認為湯普森試圖將“工人階級的道德現實主義與客觀環境結合起來構建階級斗爭的觀念”29。從英國新左派政治史和理論史的角度，R.馬克威廉姆則比較了湯普森與霍布斯鮑姆的階級史觀，指出了其階級史觀的共性在于“二人都是將史學研究與政治承諾密切結合，關注工人階級‘能動性’問題和大眾政治運動的可能性與局限性”?；蛘邤嘌浴皟烧叨际怯?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形成的政治忠誠所塑造的，都是將研究與政治承諾結合起來的榜樣……兩人都分析了有關工人階級代理的問題以及大眾政治的可能性和局限性”30。相較而言，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家H.凱耶從湯普森政治活動、歷史著作及其對左右兩派不同的批評立場，評述湯普森階級史觀對歷史批判主義的理論追求及其意義31。其他學者既從《形成》在英國新左派運動中戰略性意義和湯普森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繼承，也從湯普森詩學素養、論辯模式和新左派政治認同等方面做出闡釋32。
由此可見，從英國新左派史學界近半個多世紀對湯普森階級史觀和文化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的反思來看，實際上構建了三種研究的歷史面相，一則，從20世紀50—70年代在英國文化研究領域，學者們關注工人階級經驗表現方式，即關注“大眾”文化本身生產的總體性與社會再生產的漫長歷史進程，到20世紀80年代后，文化研究關注作為工人階級社會關系的歷史表現，敘述多元身份認同下的工人“階級經驗”普遍性和不同階級歷史主體的獨特經驗。二則，以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文化”與“結構”之爭到20世紀80年代的“對話”與“彌合”為出發點，在社會歷史“總體性”的視域內，對湯普森階級史觀與階級經驗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是否忽略了經濟因素、社會“結構”作用怎樣以及如何發揮功能、是否具有民粹主義傾向和經驗主義特征的持續討論，反映了影響英國新左派史學界的文化思潮，在歷史邏輯上，實質上深深受到具備由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哲學、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理論的批判與吸納和新文化史思潮的影響。三則，以約翰遜提出的“文化主義”斷裂為問題核心與理論引領，史家群體追溯戰后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中的湯普森階級史觀與范式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文化轉向”的反思歷程，強調了新左派工人階級理論發展的歷史價值與學術意義。從總體上看，英國新左派史學界大多基于傳統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中的“階級”客觀性這一客觀主義認識論立場，深入揭示了湯普森階級史觀的內涵和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的實質，提出了一些有益觀點，并且這些觀點都沒有離開工人階級概念本身的客觀性基礎。然而，這一時期英國新左派史學界的激烈討論，并不足以解決工人階級“經驗”及其在大眾政治行動中何以形成一個階級的“主體性”的關聯問題。因而，我們有必要繼續討論的問題是，在馬克思主義意義上，是否存在本質統一與協同一致的工人階級“經驗”與階級“意識”,如果沒有，那么大眾行動與反抗資本主義的歷史又是由何種基礎范疇或因素所主導?實質正是這些疑問引發了史學界的進一步探究。
二 國際史學“文化轉向”視域中的湯普森階級理論“解構”與“重建”
歷史進入20世紀，特別是自二戰結束以來，總體上國際新史學潮流的重新定向及其范式轉換，既呈現為不斷挑戰傳統“科學的”“精英的”社會歷史觀的趨勢，也彰明了反思實證主義史學路線的邏輯進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社會史“文化轉向”的潮流下，學界對湯普森階級史觀的反思，實際上是通過質疑湯普森階級史觀中預設的“階級經驗——階級意識”這一理論預定的“客觀”階級結構與階級利益形成的存在論基礎的方式進行解構和完成的。這種解構主義的批評趨向顯然受到了后馬克思主義階級觀和新文化史興起的影響。而后馬克思主義階級觀則來源于8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學界對具有變革性歷史力量的當代西方工人階級漸趨消沉的現實的沉思，即后馬克思主義者所稱“社會階級觀點已經無關緊要”33。新文化史學家認為階級是集體認同的(產物),勞工史家應重點關注的是群體階級“認同”如何形成的過程，尤其是體現在大眾政治行動中群眾的多樣性“訴求”與話語的差異性。而且，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新社會史學普遍轉向新文化史學的潮流下，學界公然挑戰了傳統解釋學中社會史的因果解釋體系，甚至出現了拋棄馬克思主義“社會決定論”的理論取向34。再者，整個西方學界關于“階級”范疇與“文化”符號的辯論日盛，表現為一種“‘勞工運動’的停頓，慣常政治標志的轉變，隨之而來對‘階級’傳統符號的質疑……這種評價從當代政治辯論蔓延到歷史編纂”的學術景象35?？傮w上，這些學術史演變及其發展趨勢既深刻影響了新文化史學界對英國工人階級形成史的研究，也直接促進了對湯普森階級史觀的反思。
1.湯普森階級理論的語言學“解構”及史學價值
這一時期，有英國新文化史學家強調18世紀大眾政治活動中的“政治語言”與工人階級意識的不平衡性問題34。英國新文化史學界的“文化轉向”從對湯普森階級史觀的學術批判與重新反思憲章運動歷史及憲章派“話語”體系開始，表現為歷史學家對本質主義階級概念的分析解構，也是在實際的社會政治運動中關注歷史主體能動性的語言呈現。在湯普森的《形成》中，1780—1830年間是英國工人階級“形成”、階級意識萌發及歷史經驗成熟的重要時刻。然而，如何解釋隨后工人階級激進主義的形態衰落呢?這或可從80年代英國新社會史“語言學轉向”的代表性史學家J.瓊斯的理論觀點中獲得答案。瓊斯從反思憲章運動中的激進主義政治“語言”的“結構”與“功能”入手，實際上顛覆和消解了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論構成。瓊斯認為，憲章運動的階級基礎只是一種政治意識而非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在語言與意識上體現為民粹主義，這是因為湯普森“階級經驗”與“階級意識”術語呈現了強大的主觀性特征，導致了史家在運用這兩個范疇時，存在不同程度地漠視語言本質功能，從而忽視了是否已然形成工人階級的語言和意識的問題。鑒于“‘階級’必須在語言環境中加以分析……‘階級’是關于分配或生產關系理論論述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做的是研究政治語言里有關利益、認同、不滿和渴望的產生”36。也有學者認識到群眾經歷的剝削與壓迫是一種語言秩序的特殊建構，必將導致群眾相信排斥、剝削和壓迫，這是引發社會沖突的根本原因37。應該說湯普森的階級范式無疑強加了從經驗到階級意識的歷史闡釋。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則是，差異化的政治語言及其背后的運作方式，還有其與不同的歷史主體形成之間的聯系，這就需要進一步尋找比湯普森“階級經驗”更具有解釋效力的理論范疇和觀念視點。
必須指出，對湯普森本質主義的階級理論進一步反思的重要領域即是“性別”范疇及“性別史”學科。由于本質主義的階級理論只強調關注男性工人，忽略了婦女工人“經歷”,因而，雖然《形成》是一部勞工史的經典著作，然而其研究對象(階級意識與工人運動)依然是不完善的38。法國性別史學家J.W.斯科特的研究直接指向湯普森“經驗”概念的缺陷。她認為性別是一種權力的領域，我們只能從建構意義上體驗其權力話語，此外別無“經驗”,她批判了湯普森忽視了女性工人在建構工人階級群體意識的作用，從而忽視了社會性別的影響39。隨后她認為“經驗”自帶意識形態性，湯普森卻將貌似統一的“階級經驗”現象凌駕于其他社會多樣性，從而使具有“本質主義”屬性的“經驗”范疇成了階級認同的概念基礎，無疑這種立場具有明顯不足，因而其出發點值得懷疑。相反，人們對階級“經驗”應做歷史化的解讀40。實際上，史學研究把性別差異作為分析的維度，比“經驗”分析更具決定性功能與基礎性影響。
從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經由哲學領域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觀念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史學界對湯普森階級理論“語言學轉向”的解構主義闡釋。在受“語言學轉向”影響較大的新勞工史領域，特別是涉及社群意識與大眾行動關聯領域，諸多學者傾向于考察建立在話語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工人階級文化形成的歷史41。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P.喬伊斯進一步分析了階級語言的“自主性”,強調將話語敘述的表達與關聯模式背后體現出的權力關系作為歷史考察的重點，以取代湯普森人道主義式階級概念42。G.斯坦因梅茨提出了成功的階級形成需要一系列這樣的敘述性話語，在不同的層次上運作的觀點43。因此階級形成往往被視為一種語言表達與歷史表現，階級語言在工人階級生活中表現得尤其重要。
此外，這一時期新文化史學領域還出現了探究話語在“實踐”層面上，如何通過客觀的工人社會組織和集體行動，從而倡導了一種對湯普森文化主義范式推進方式發揮作用的分析思路與考察路向。代表學者是M.斯坦因伯格，他借助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和巴赫金學派語言學理論，關注工人日常生活中的話語實踐及其反映出的下層階級更為豐富的“反霸權”的生活經歷。斯坦因伯格認為后結構主義者(瓊斯等人)對階級形成的再分析，實際上偏離了“階級”話題中心，總體上不利于理解湯普森階級形成“能動性”的觀點。斯坦因伯格認為不如將“話語”作為連接“經驗”與“能動性”的中間項，讓話語通過社會組織與集體行動的途徑發揮作用。然而相反的事實在于，后結構主義語言分析卻使行動者削弱了其能動性44。他將湯普森的階級概念理解為在一個可理解的“網絡”層級，其中由工人自身去表達、去建構自身的能動性，因而，研究者關注的重點理應在應對話語不同位置處境中進行的分析，理解話語織成的意義網絡，闡釋由此產生的工人階級意識形態44?；谡Z言學巴赫金學派理論成果的理解及運用，斯坦因伯格深入探究了“對話”這種話語形式在工人階級意識與階級認同中的結構功能性及史學意義。歸根結底，語言可以與階級斗爭的分析方法相結合，階級斗爭在霸權意識形態體系中醞釀，階級意識(身份)則以抵抗意識形態的反霸權方式呈現45。斯坦因伯格關注實踐中的工人及其與資本家之間的“對話”分析，成為一種解決階級意識何以形成問題的思路。
在今天看來，話語學派對湯普森階級史觀與范式的語言學解構有利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群體自身反思從前“宏大敘事”下，那種貌似“亙古合理”的恒?！半A級”范疇，也有利于思考實踐中在不同的語境中歷史主體所具有的不同含義。但是恰如馬克思所說，“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46。正如湯普森本人并不贊成新文化史的理論與研究方法那樣47,很難說這種強調“語言”與“話語”的自在性闡釋不是對湯普森的一種誤讀。并且，在這種“語言學轉向”的語境中，對湯普森階級史觀的解構自身就因固有的主觀論局限，使它始終不能完全取代湯普森新社會史書寫的階級理論與史學范式傳統。由90年代末到千禧年初期，“文化轉向”使得蘊含“話語”“文學”和“敘事”的語言學轉向也倍受質疑?！暗?0年代的中后期，新文化史潮流也出現了衰退的跡象……從那時以來，西方史學界并未顯現更新的潮流，但新的史學動向是存在的，那就是對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同樣重視，歷史研究不再偏向于社會/文化的任何一方?！?8隨著史學界另外一部分學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客觀主義“階級”的歷史認識論立場，由于他們不斷對話語學派觀點進行批判，史學界形成了另一股對湯普森階級史觀及文化主義范式的歷史唯物主義“重建”浪潮。
2.對湯普森階級史觀與文化主義范式的歷史唯物主義“重建”
早在20世紀80年代，當后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歷史語言與話語理論開始興盛之時，國際新文化史學界即已出現了對湯普森階級史觀與史學范式重新回歸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解讀取向。這些學者反對“語言決定論”,采取站在湯普森的英國本土性與階級經驗的立場看問題，把宏大敘事和“文化與社會”、文化研究理論與政治經濟維度相結合，反思批評湯普森階級史觀及文化馬克思主義范式49。這在一定程度上無疑重建了國際新文化史學界對湯普森階級史觀的歷史唯物主義闡釋體系。
加拿大新勞工史家布萊恩·帕爾默致力于揭示階級話語理論是反歷史的認識論，批判了前段時期話語理論對社會史的觀念攻擊與思想批評，肯定80年代語言學轉向文本分析的史學批判價值，認為工人階級意識水平確實存在差異50。但他反對瓊斯一派的史家群體過分使用話語解讀湯普森階級史觀，特別是將話語“物化”的價值傾向，強調湯普森也重視分析工人話語，其目的是突出工人階級具有主觀能動性51。因此帕爾默回溯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創作的第一代新左派社會政治運動語境，主張把語言放置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關系中，把它視為調節經濟和文化、結構和過程關系的重要媒介，闡明了《形成》在反對經濟決定論及當時自由主義史學的批判意義52。隨后，帕爾默在《異議與反對》一書中，就以湯普森思想譜系及政治活動為主線，重新考察湯普森的階級史觀，注重其史學實踐的重心轉變，繼續反對前一階段語言分析學派的觀點與方法，尤其反對靜止化或同一化的湯普森研究風格，指責現實中業已形成某種產業化、標簽化的湯普森歷史批評學53。作者認為《形成》表現了一種“辯證悖論”,即階級在建構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悖論中、在反斯大林主義的目標上產生。湯普森階級分析視域始終建立在與斯大林主義史學斗爭的基礎上，呈現獨特論據處理方式與理論觀點風格?？紤]到湯普森在關注英國本土的同時，同樣關注世界其他地區，如美國、印度的新左派理論與學術54?？梢哉f帕爾默對湯普森階級意識的理解，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與客觀主義立場。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新文化史的各種具體史學研究領域，對湯普森文化主義階級史研究范式的推進路向，不斷呈現出多元結合的特征，多數研究不再以不同群體差異化的階級“語言”(史)為主要變量，進而探究工人階級意識形成的歷史，而是綜合考慮“社會”與“文化”要素，例如史學界通過考察18世紀英國衛理公會、群眾性政黨、地方排外主義來探究形成或阻礙階級意識的因素55。在此基礎上，國際學界又拓寬了研究范圍，例如在“社會”與“文化”相結合的新社會文化史領域，學者們發掘了湯普森階級史觀在社會代際轉換和對少數邊緣人群“經驗”歷史發掘與研究方面的史學意義56。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外學界提倡“回到馬克思”,國際新社會史學領域重建階級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闡釋得以回潮。鑒于以往結構主義把階級定位為一種“社會結構”的基本事實與分析范疇，從而忽略生產關系對階級形成過程的影響，加拿大馬克思主義學者A.伍德重新考察了湯普森作為“關系和過程”的階級理論，認為湯普森從社會關系的分析維度，看到了被結構制約的過程，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對社會歷史進程的矛盾論分析與沖突論解釋。在這種意義上，當湯普森強調階級意識是階級形成的標志時，其意圖在于表明“階級形成是成為一種政治力量的過程”57。德國史學家G.伊雷和英國新社會史家K.尼爾德在回溯湯普森階級史觀語境基礎上，認為湯普森并非完全拋棄結構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而是在確定了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模式上雖然反對阿爾都塞概念化的思路，然而并未排斥社會決定作用58。
縱觀20世紀80年代國際新文化史學界一部分史學家對湯普森階級史觀與文化主義范式的唯物主義“重建”的歷史敘事，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們在歷史唯物主義客觀主義認識論基礎上，大都采取歷史主義“理解”的立場，將其階級史觀放置在其著作文本生成語境之中，或置身于歷史文本的思想史語境，重構“階級”與“社會”等基本范疇，將社會、文化與理論進行整合，從而呈現動態客觀論述，檢視在唯物史觀下的階級分析法，批判性認可其階級意識理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他們從話語學派立論的溯源理論——阿爾都塞結構主義出發，著力發掘湯普森階級史觀中所體現出社會結構的深層蘊意，意在從根源上反擊話語學派所秉持的(后)結構主義語言學方法，恢復“階級經驗”與“階級意識”范疇的基礎性與穩定性。
三 “全球勞工史”視域下的湯普森階級史觀及史學實踐價值
在國際學界特別是歐美史學界，應該說回歸“宏大敘事”和研究“宏大問題”是新千禧年以來全球史學發展的一種實踐動向。從這種角度上看，此前基于所有文化理論視域對湯普森階級史觀的闡釋研究，都局限在地域、國別、地方性歷史和微觀分支領域。新千禧年以后，湯普森階級史觀及史學范式的闡釋路向，表現出更為鮮明的全球性國際化特征。在冷戰結束后全球移民浪潮和全球化經濟的時代，學界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歷史重要性的關注，已經深入到將階級、性別、種族、民族等因素結合起來，甚至超越區域國別的局限，探索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內在運行規律。這樣對全球資本主義歷史的重新關注也鼓勵了勞工研究者和工人階級史學家探索勞工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權力結構的關系，全球與跨國歷史的興起促使學界重新定義與重新闡釋工人階級，考察多因素影響下全球資本主義塑造階級關系的方式。隨著亞非拉勞工史研究的蓬勃開展59,國際勞工史研討會、區域學術機構(如20世紀伊朗“底層史”會議、印度勞工史學家協會、巴基斯坦勞工教育研究所等等)相繼成立，新勞工史學科已然全球化。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湯普森為代表的英國新社會史思潮通過“歷史工作坊運動”“華威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研究項目及其“國際研究生教育與全球勞工史課程”等，從多渠道多途徑多方式向外傳播，影響觸及到諸如印度、伊朗、南非等國家與地區的新勞工史學科的建立發展。伴隨全球化進程的縱深發展和國際社會政治經濟的不斷變化，國際學界普遍認識到“全球的‘勞工窮人’如何感知和代表自己，以及階級關系的組織和談判方式，是由更大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變革所決定的……都受到階級認同和階級關系概念的影響”60。
新千禧年以來，學者們強調運用宏觀比較聯系的方法，關注跨學科、跨地域、長時段的勞工關系與社會運動研究，湯普森階級史觀及史學范式的全球性闡釋及影響傳播，在全球勞工史學思潮的發展下散布與高漲起來，全球新勞工史學界對湯普森階級史觀展開了更為熱烈的討論，集中表現有三：一是在“全球勞工史”的視域內反思湯普森階級史觀；二是探討湯普森的階級史觀與范式的全球化傳播對其他國家新勞工史范式傳統形成的影響；三是湯普森階級史觀的理論本土化進程。在第三世界反思西方中心論及其“文化轉向”的過程中，相關史家在實踐領域運用與推進了新勞工史書寫的文化馬克思主義范式，已經蔚然成風。
1.湯普森階級史觀與“全球勞工史”散布傳播
在“文化轉向”之后，全球史學界也開始重新思考并著手重建湯普森階級史觀中整體的“工人階級”這一概念。90年代荷蘭新勞工史家率先提出并發展了“全球勞工史”概念，M.林登從新全球史視角看待《形成》中體現的“英格蘭特性”與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外源性”問題，“根據他的分析，英國是分析的邏輯單位，雖然外部因素當然會影響它，但這些因素被具體描述為外國影響。因此，法國大革命在湯普森的敘述中起著重要的背景作用，是工人階級活動的靈感來源，但鄰國的發展始終是一種‘外源性’。除此之外，殖民主義在整個十九世紀對下層階級的生活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但卻被忽視了”。他把湯普森階級史觀和勞工史研究方法看作是“從所謂舊勞工歷史過渡到新的歷史的最重要的路標”,并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門學科領域已經發展成一個真正的全球性項目”61。隨著地域學術影響的擴張和大量實質研究的開展，從全球性的新視角看湯普森史學范式確有特別之處。
在2013年《形成》出版50周年之際，世界各地學者從全球勞工史角度發表文章，紀念這部偉大作品和這位偉大史家。英國曼徹斯特人民歷史博物館贊助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五十周年紀念活動和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的資本主義研究計劃。同年10月召開研討會后，《勞動》雜志發表了由布萊恩·帕爾默等學者領銜的《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50周年誕辰》兩組筆談，共70余篇論文62。諸多學者從新千禧年以后當代工人階級形成的“情感結構”、19世紀跨國別與跨區域勞工階級網絡的形成等思維角度，分析湯普森這部經典作品的史學價值及頗具理論意義的治學方法63。此外，美國學者G.文納特等借由對湯普森史學著作的分析來引領學者關注當代關鍵性問題，強調湯普森階級史觀在種族、階級和國家的不同形態塑造的新國際環境中展現新價值的非凡意義64。
2.湯普森階級史觀對國際勞工史范式傳統的實踐影響
隨著湯普森階級史觀與范式的全球傳播，世界各地的諸多學者注重從“比較”與“聯系”的維度，實踐推進了各自的學術路向，一方面研究湯普森對本國本地區勞工史書寫的特殊性傳統的塑造，另一方面注重探討湯普森階級史觀對于全球勞工史領域研究的方法論范式意義。首先，荷蘭社會史學者J.盧卡森較早聚焦“全球勞工史”主題，編著了《全球勞工史——最先進的藝術》這本論文集，考察了湯普森階級史觀及其全球化傳播對典型性國家新勞工史傳統形成的重要影響。其中，帕爾默比較了以多布、湯普森為代表的英國五六十年代新勞工史傳統對于北美新勞工史學家的代際影響，認為湯普森的階級史觀啟發了北美新勞工史長時段的工人階級“傳統智慧”的學術研究。L.塔克撒則認為澳洲六七十年代勞工史研究也深受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底層歷史”社會史觀及《形成》范式的極大影響，呈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民族主義轉變向度65。就方法論意義而言，K.娜維卡斯認為，新勞工“歷史學家如果接受(湯普森的)階級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描述性的定義，那么他們就應該在一個較長變化時期和在一個既有深度又有比較空間的地理區域內去研究社會關系……在日常生活和當地環境中承認階級關系，才能使勞工史和抗爭史在相互關聯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66。K.霍夫米斯特不僅考察了湯普森開創的新勞工史學科范式及其全球化進程，而且主張對此范式的研究需要更多采納全球勞工史中“比較”和“聯系”的方法67。因為在他看來，“湯普森的《形成》賦予了所有政治派別的歷史學家研究日常世界的角落和縫隙的權威地位，同時也將這些生活與世界蘊藏的更多社會關系、文化發展、抗爭活動和歷史變革聯系起來”68。
3.全球勞工史學實踐對湯普森文化馬克思主義范式的發展
全球史學界對湯普森階級史觀及史學范式的實踐發展，體現了跨區域跨學科領域的工人階級研究的突出成就，反思其階級形成理論的本土化效應，既消解了西方中心主義理論的觀念影響，也有益于全球勞工史視域的方法論構建。F.庫伯闡明了湯普森階級史觀對非洲工人階級歷史書寫的重要性，認為強調工作場所與工作紀律對共同經驗形成的影響問題，應該借鑒與考慮湯普森階級經驗及其分析路徑的合理性，理解基于不同性質的帝國主義話語與殖民主義語境所構成的階級關系69。還有一些學者則更為關注博茨瓦納工人階級獨特性和以“綜合”維度來理解湯普森階級史觀對非洲中產階級消費史研究的影響70。I.施密特借鑒了湯普森經驗主義階級分析及其著作《形成》三分法框架(即從激進文化到客觀條件到社會變遷),探討了統一“歐洲工人階級”歷史書寫的可能性71。Z.賽爾從世界其他地區對于感知一種“痛苦的生活方式”社會變遷的差異性的角度反思了湯普森階級史觀局限性，即湯普森的著作是在遠離跨國資本循環和殖民擴張進程的語境中完成的，因而無法體現出英國工人階級與資本和殖民主義跨國空間的對應關系72。面對湯普森及其階級史觀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中國學者嘗試指出西方史學在中國開枝散葉需要經歷本土化的問題，中國史學同樣也要選擇承擔國際化的重任73。
由此觀之，全球勞工史學領域特別注意到湯普森階級史觀的跨區域跨文化影響，強化文化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對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第三世界勞工史研究的重要價值。西方史學界舉行了湯普森逝世十周年和《形成》問世五十周年紀念活動，同時也出版了紀念文集，相關文章從全球勞工史視域出發，全面審視了湯普森階級史觀及其范式發展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此后，國際史學界在全球史“比較”與“聯系”的視域內，許多史家參照湯普森階級史觀與文化主義研究方法，從理論視域、跨學科和整體史的角度，聚焦研究全球范圍或區域國別的“工人階級”發展史。他們往往從空間比較范疇和時段分析維度切入，整體性地研究第三世界新勞工歷史經驗及史學書寫問題。在全球勞工史視域中，湯普森階級史觀及其文化馬克思主義范式的理論反思貫穿于90年代初全球化的興起至新千禧年第二個十年的興盛過程。在湯普森階級史觀及范式的全球傳播與史學闡釋領域，學者更加側重于多因素、多維度和多議題的闡釋途徑，在探討全球新勞工史研究方法和范式傳統的形成方面，諸多學者發掘了湯普森對區域國別新勞工史學科及其學術文化傳統的形成、發展和影響，并不斷強調一種聯系與比較、橫向與縱向、宏觀與微觀的國際視域。
四 結 語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左派普遍衰落和新自由主義盛行，英國新左派理論界進入了針對西方社會與人類歷史重大理論的反思階段。諸如國際新文化史學界對于湯普森階級史觀和文化馬克思主義范式、基本范疇和“階級”理論的多維闡釋研究，也經歷了“文化轉向”的變化，國際史學重視“文化與社會”關系的史學取向也日益突顯，許多學者越發注重從其階級“經驗”與階級意識范疇的內涵、其經驗與能動性關系，社會“階級”實在性與分析的有效性角度來分析解構湯普森統一的工人階級概念與階級史敘事。有關工人階級的概念被抽象化、符號化、敘述化問題不斷彰顯，階級理論與歷史書寫逐漸拋棄了“社會”范疇和傳統實證主義范式。然而，在“文化轉向”的歷史語境中，面臨國際史學新動向與新問題，國際新勞工史學界部分學者依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范疇與理論，整體地歷史地解讀湯普森階級史觀，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湯普森階級史觀和研究范式的“重建”。
隨著冷戰的結束，面對全球化進程中不斷凸顯的政治意識與經濟問題，國際史學思潮也不斷出現新趨向，全球勞工史研究取向由此應運而生。全球勞工史強化去西方中心論的理論反思，重視國別史學領域表現出史學取向的全球性和聯系性特征，重視整體性宏大敘事的本土性回歸和地域性影響。在湯普森階級史觀影響下的實證領域，史學闡釋路徑則鮮明地體現出跨區域、跨學科和全球勞工史的整體性特征。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歷史語境中，第三世界勞工史研究領域開始辯證地運用湯普森階級史觀及史學范式去推進本國本地區的勞工史研究。在國際學界普遍呈現去“西方中心論”和“超越文化轉向”的趨勢下，全球化進程與新勞工史視域下的湯普森階級史觀及文化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因而獲得了全球性的比較與聯系分析、多維與綜合闡釋的史學意義。
注釋
1羅納德·桑尼:“回歸與超越:反轉文化轉向”(Ronald G.Suny,“Back and Beyond:Reversing the Cultural Turn?”),《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7卷第5期(2002年),第1476頁。
2周兵:《新文化史:歷史學的“文化轉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
3林恩·亨特:《新文化史》(Lynn Hunt,New Cultural History),倫敦: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頁。另外,可參看維克多瑞亞·邦納爾、林恩·亨特、理查德·比爾納其等編:《超越文化轉向:社會與文化研究的新方向》(Victoria E.Bonnell,Lynn Hunt and Richard Biernacki 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倫敦: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4梁民愫:《愛德華·湯普森和英國馬克思主義新社會史學的“文化轉向”》,《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第125～142頁。此外,可參見戈夫·伊雷:“1960年代社會史的困境與挑戰:‘文化轉向’帶來了什么?”(Geoff Eley,“Dilemmas and Challenges of Social History since the 1960s:What Comes after the Cultural Turn?”),《南非歷史學雜志》(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第60卷第3期(2008年),第310頁。
5自80年代以后,隨著新文化史學“文化轉向”批評的興盛,無論英國第二代新左派史家,還是馬克思主義史家及新文化史家,都重視語言的決定作用,重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及其史學功能,深化“經驗”范疇,拓展史學對象,推出相關成果。參見加雷斯·瓊斯:《階級語言:1832—1902年的工人階級歷史研究》(Gareth Stedman Jones,Language of Class,Studies in Working Class History1832—1982),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頁;瓊·斯科特:“關于語言、性別和工人階級的歷史”(Joan W.Scott,“On Language,Gender,and Working-Class History”),《國際勞工與工人階級歷史》(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第31卷(1987年),第1～13頁。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外學界均重視“社會結構”與“宏大敘事”對階級“經驗”的作用,強調文化史的科學性。參見西蒙·查爾斯沃斯:《工人階級經驗的現象學》(Simon J.Charlesworth,Phenomenology of Working-Class Experience),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3～85頁;李宏圖、王加豐選編:《表象的敘述:新社會文化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1～74頁。
6所謂“全球勞工史”的定義與特征,主要是采納了馬塞爾·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的觀點,他分析了全球勞工史的主要特征,在方法論上,“關注學科領域”,關于研究主題,需要從廣義上對勞工關系和工人社會運動進行跨國別與跨區域的研究,通過與其他地方的過程進行比較,研究相互作用過程,或兩者的結合。至于研究的時期,則是從14世紀或之前時期起世界市場演進的歷程,參見,馬塞爾·林登:“勞工史:傳統、新近與全球化”(Marcel van der Linden,“Labour History:The Old,the New and the Global”),《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第66卷第2—3期(2007年8—9月),第170～173頁。
7斯科特·漢密爾頓著,程祥玨譯:《理論的危機:E.P.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后英國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4～235頁。
8韋德·馬修斯:《新左派、民族認同與斷裂的英國》(Wade Matthews,The New Left,National Identity,and the Break-up of Britain),萊頓:皇家博睿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頁。
9喬治·斯坦梅茨主編:《國家/文化:文化轉向后的國家構成》(George Steinmetz ed.,State/Culture:State-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伊薩卡:康乃爾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
10張亮:《階級、文化與民族傳統——愛德華·P.湯普森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8～70、97～103頁。
11愛德華·湯普森:“承諾與政治”(E.P.Thompson,“Commitment and Politics”),《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第6期(1959年春),第51～55頁;愛德華·湯普森:“漫長的革命”(E.P.Thompson,“The Long Revolution”),《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第9期(1961年5—6月),第30頁。
12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革命》(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48頁;第34頁。
13雷蒙德·威廉斯、高夫·迪爾:《政治與文學:〈新左派評論〉訪談》(Raymond Williams and Geoff Dyer,Politics and Letters: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倫敦:維索圖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頁。
14佩里·安德森:“50年代的左派”(Perry Anderson,“The Left in Fifties”),《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第29期(1965年),第3～18頁;佩里·安德森:“當前危機的起源”(Perry Anderson,“The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第23期(1964年1—2月),第36頁。
15佩里·安德森:《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Perry Anderson,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倫敦:維索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3頁。
16佩里·安德森:“當前危機的起源”(Perry Anderson,“The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第23期(1964年1—2月),第30、39頁。湯姆·耐恩:“工黨剖析”,(Tom Nairn,“The Anatomy of Labour Party-2”),《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第28期(1964年11—12月),第61頁。
17佩里·安德森:“社會主義戰略的問題”(Perry Anderson,“Problems of Socialist Strategy”),佩里·安德森等編:《走向社會主義》(Perry Anderson and Robin Blackburn eds.,Towards Socialism),伊薩卡: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221～290頁。
18韋德·馬修斯:《新左派、民族認同和斷裂的英國》(Wade Matthews,The New Left,National Identity,and the Break-up of Britain),萊頓:皇家博睿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頁。
19參見布萊恩·帕爾默:《E.P.湯普森:異議與反對》(Bryan D.Palmer,E.P.Thompson:Objections and Oppositions),倫敦:維索出版社1994年版。杜坎·湯普森:《智力的悲觀主義?〈新左派評論〉的歷史》(Ducan Thompson,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A History of the New Left Review),倫敦:梅林出版社2007年版;多蘿西·湯普森主編:《不可或缺的愛德華·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 ed.,The Essential E.P.Thompson),紐約:新出版社2001年版。
20佩里·安德森:《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Perry Anderson,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倫敦:維索出版社1980年版,第7～15頁;佩里·安德森著,余文烈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上海:東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頁。
21理查德·約翰遜、格里格爾·麥克里南、比爾·史華茲和戴維·薩頓編:《制造歷史:政治學與史學寫作研究》(Richard Johnson,Gregor Melennan,Bill Schwarz,and David Sutton eds.,Making Histories:Studie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s),哈欽森縣:哈欽森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頁。
22拉斐爾·薩繆爾:《人民歷史與社會主義理論》(Raphael Samuel,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紐約:勞特里奇與科根·保羅聯合出版社1981年版,第XXX、7、383～384頁。
23哈維·凱耶:《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概析》,(Harvey J.Kaye,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劍橋:政治出版社1984年版,第228頁。
24哈維·凱耶:《欲望的教育:馬克思主義者們與書寫歷史》(Harvey Kaye,The Education of Desire:Marxist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紐約:勞特里奇出版社1992年版,第98～115頁。
25參見斯圖亞特·霍爾:“文化研究:兩種范式”(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約翰·斯道雷:《什么是文化研究?一種解讀》(John Storey,What is Cultural Studies?A Reader),倫敦:阿諾德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0頁;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馬克思主義在戰后英國:歷史學、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Dennis Dworkin,Culture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紐約:杜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頁;斯圖亞特·霍爾:《1983年的文化研究:一種理論的歷史》(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1983:A Theoretical History),紐約:杜克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頁;等等。
26理查德·約翰遜:“批評:愛德華·約翰遜,尤金·吉諾維斯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史學”(Richard Johnson,“Critique:Edward Johnson,Eugene Genovese and Socialist-Humanist History”),《歷史工作坊》(HistoryWorkshop)第6期(1978年秋季),第80頁。
27贊成意見,參見格里格·麥克倫南:“理查德·約翰遜及其批評:走向某種建設性的討論”(Gregor McLennan,“Richard Johnson and His Critics:Towards a Constructive Debate”),《歷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第8期(1979年),第159頁;巴里·辛德思、保羅·赫斯特:《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Barry Hindess and Paul Q.Hirst,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倫敦和波士頓:勞特里奇與科根·保羅聯合出版社1975年版,第148頁。反對意見,參見基斯·麥克里蘭:“走向社會主義的史學:對理查德·約翰遜、愛德華·湯普森、尤金·吉諾維斯及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史學的一點評論”(Keith McClelland,“Towards a Socialist History:Some Comments on Richard Johnson,Edward Thompson,Eugene Genovese,and Socialist-Humanist History”),《歷史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第7期(1979年),第102頁。
28例如,丹尼斯·德沃金從20世紀70年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對60年代英國新社會史框架的繼承與發展的角度,肯定了湯普森及其《形成》成為研究這一時期左翼新社會史發展的“出發點”的地位和對歷史工作坊運動、英國女權主義史學興起的影響。參見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馬克思主義在戰后英國:歷史學、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Dennis Dworkin,Culture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the New Left,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紐約:杜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9、182、184～205頁。
29杰拉德·麥克凱恩:《理論與歷史:愛德華·湯普森的政治思想》(Gerard McCann,Theory and History: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E.P.Thompson),倫敦:阿什哥特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頁。
30若漢·威廉姆:“回到未來:E.P.湯普森、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和19世紀英國史的再形成”(Rohan Mc William,“Back to the Future:E.P.Thompson,Eric Hobsbawm and the Remaking of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社會史》(Social History)第39卷第2期(2014年)第149～159頁。
31哈維·凱耶:《欲望的教育:馬克思主義者與歷史書寫》(Harvey J.Kaye,The Education of Desire:Marxist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紐約:勞特里奇出版社1992年版,第98～115頁。
32邁克爾·米瑞爾:《E.P.湯普森的資本:〈形成〉中的政治經濟學》(Michael Merrill,“E.P.Thompson’s Capital: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aking”),《勞工》(Labour/LeTravail)第71卷(2013年春),第151～154頁;克里斯圖斯·西非斯修:“評論”(Christos Efstathiou,“Review”),《當代史雜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第51卷第1期(2016年),第195頁。斯科特·漢密爾頓:《理論的危機:E.P.湯普森、新左派和戰后英國政治》(Scott Hamilton,The Crisis of Theory:E.P.Thompson.the New Left and Postwar Briish Politics),曼徹斯特: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234頁;薩繆爾·克萊文格爾:“文化主義、E.P.湯普森和英國文化研究的爭論”(Samuel M.Clevenger,“Culturalism,E.P.Thompson and the polemic in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連續》(Continuum)第33卷第4期(2019年),第489頁,等等。
33F.詹姆遜著,王則譯:《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7年第1期,第47頁。
34 尼威利·柯爾克:《社會階級與馬克思主義:防御與挑戰》(Neville Kirk,Social Class and Marxism:Defences and Challenges),紐約:勞特里奇出版社2017年版,第96、95頁。
35羅伯特·格雷:“評論:英國工人階級的解構”(Robert Gray,“Review:The Deconstruct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社會史》(Social History)第11卷第3期(1986年10月),第363頁。
36加雷斯·瓊斯:《階級語言:1832—1902年的工人階級歷史研究》(Gareth Stedman Jones,Language of Class,Studies in Working Class History1832—1982),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頁。
37詹姆斯·愛普斯坦、多蘿西·湯普森:《憲章派的經驗:1830—1860年代工人階級激進主義和文化研究》(James Epstein and Dorothy Thompson,The Chartist Experience:Studies in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and Culture,1830—1860),倫敦:馬克米蘭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02頁。
38希拉·羅博瑟姆:《夢想與困境》(Shella Rowbotham,Dreams and Dilemmas),倫敦:維拉戈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頁。
39瓊·斯科特:“關于語言、性別和工人階級的歷史”(Joan W.Scott,“On Language,Gender,and Working-Class History”),《國際勞工與工人階級歷史》(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第31卷(1987年),第3～7頁。
40詹姆斯·昌德樂、阿諾德·大衛德森、哈里·哈魯土尼安等編:《史料問題:跨學科的證明、實踐與說服》(James Chandler,Arnold I.Davidson,and Harry Harootunian eds.,Questions of Evidence:Proof,Practice,and Persuasion across the Disciplines),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387頁。
41保爾·威利斯、飛利浦·科里根:“經驗的秩序:工人階級文化形式的差異”(Paul Willis and Philip Corrigan,“Orders of Experience:The Differences of Working-Class Cultural Forms”),《社會文本》(Social Text)第7期(1983年),第851～03頁。
42帕特里克·喬伊斯:《人民愿景:工業化的英格蘭和階級問題》(Patrick Joyce,Visions of the People: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頁。
43參看喬治·斯坦因梅茨:“關于社會敘事在工人階級形成中作用的思考:社會科學中的敘事理論”(George Steinmetz,“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Social Narratives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Narrative Theo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社會科學歷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第16卷第3期(1992年),第389～505頁。
44 馬克·斯坦因伯格:“英國工人階級的再形成?”(Marc W.Steinberg,“The Re-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理論與社會》(Theory and Society)第20期(1991年),第175、180～190頁。
45馬克·斯坦因伯格:“‘斗爭的一種途徑’:后現代語言學視域下的E.P.湯普森階級分析的形成與更新”(Marc W.Steinberg,“‘A Way of Struggle’:Reformations and Affirmations of E.P.Thompson’s Class Analysis in the Light of Postmodern Theories of Language”),《英國社會學雜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第48卷第3期(1997年),第487頁。
46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編譯局編:《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頁。
47亨利·阿比羅夫:《歷史的視野》(Herry Abelove,Visions of History),紐約:萬神殿圖書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
48俞金堯:《新文化史是西方史學的第六次轉折?——評周兵著〈新文化史:歷史學的文化轉向〉》,《史學理論研究》2013年第3期,第152頁。
49格里戈里·基雷:“加拿大勞工和工人階級歷史:1980年代的展望”(Gregory S.Kealey,“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in Canada:Prospects in the 1980s”),《勞工》(Labour/Le Travailleur)第7卷(1981年春),第90頁。尼威利·柯爾克:“保衛階級:對近期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修正主義寫作的批評”(Neville Kirk,“In Defence of Class,a Critique of Recent Revisionist Writing up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Working Class”),《國際社會史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第ⅩⅩⅫ卷(1987年),第4～5頁。
50布萊恩·帕爾默:“將工人階級史視為斗爭:一個加拿大人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沉思”(Bryan D.Palmer,“Approaching Working-class History as Struggle:a Canadian Contemplation;a Marxist Meditation”),《辯證人類學》(Dialectical Anthropology)第42卷(2018年),第444頁。
51參看布萊恩·帕爾默:《降格為話語:語言的物化與社會史書寫》(Bryan D.Palmer,Descent into Discourse: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費城:坦波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頁。
52參看布萊恩·帕爾默:“向愛德華·湯普森致敬,第二部分”(Bryan D.Palmer,“Homage to Edward Thompson,Part Ⅱ”),《勞工》(Labour/Le Travailleur)第33卷(1994年),第17～24頁。
53布萊恩·帕爾默:《異議與反對》(Bryan D.Palmer,E.P.Thompson:Objections and Oppositions),倫敦:維索出版社1994年版,第88～89頁。
54參看布萊恩·帕爾默:“悖論和論戰;爭論與尷尬:對E.P.湯普森和當代的思考”(Bryan D.Palmer,“Paradox and Polemic;Argument and Awkwardness:Reflections on E.P.Thompson,Contemporary”),《英國史》(British History)第28卷第4期(2014年),第382～398頁。
55基斯·斯奈爾:“地方排外文化”(Keith D.M.Snell,“The Culture of Local Xenophobia”),《社會史》(Social History)第28卷第1期(2003年),第1～30頁;簡·皮埃爾·里德:“作為習俗與政治反抗的宗教:對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某種非主流解讀”(Jean Pierre Reed,“Religion as Custom and Political Resistance:An Unorthodox Interpretation of E.P.Thompso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批評社會學》(Critical Sociology)第39卷第2期(2013年),第239～258頁;斯科特·馬克奈爾等編:《重新引入階級:當代和歷史視角》(Scott G.McNall eds.,Bringing Class Back In: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牛津:西景出版社1991年版,第5頁。
56盧迪卜·阿茨爾、斯溫·貝克特、安德魯·戈登等:“E.P.湯普森,政治和歷史:《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五十年之后的社會史書寫”(Rudib Atzell,Sven Beckert,Andrew Gordon,et al,“E.P.Thompson,Politics and History:Writing Social History Fifty Years after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社會史雜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第48卷第4期(2015年),第755頁;杰拉德·迪蘭提、因吉·愛森編:《歷史社會學手冊:現代社會思想大師》(Gerard Delanty and Engin Isin eds.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Sage Masters in Modern Social Thought),倫敦:賽吉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51～180頁。
57艾倫·梅克森斯·伍德著,呂薇洲、劉海霞、邢文增譯:《民主反對資本主義——重建歷史唯物主義》,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頁。
58高夫·伊雷、基斯·尼爾德:《歷史上階級的未來:社會還剩余什么?》(Geoff Eley and Keith Nield,The Future of Class in History:What’s Left of the Social?),密歇根: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2～85頁。
59詹·盧卡森:《全球勞工史》(Jan Lucassen,Global Labour History),紐約:皮特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4頁。
60加雷斯·克勒斯:“導論:從帝國主義到今天的全球南方工會”(Gareth Curless,“Introduction:Trade Unions in the Global South from Imperialism to the Present Day”),《勞工史》(Labour History)第57卷第1期(2016年),第3頁。
61馬塞爾·林登:“勞工史:傳統、新近與全球化”(Marcel van der Linden,“Labour History:The Old,the New and the Global”),《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第66卷第2—3期(2007年8—9月),第170頁。
62布萊恩·帕爾默:“E.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五十周年:導論”(Bryan D.Palmer,“E.P.Thompso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at Fifty:Introduction”),《勞工》(Labour/Le Travail)第71卷(2013年),第149～150頁。
63高夫·伊雷:“階級形成、政治、感覺結構”(Geoff Eley,“Class Formation,Politics,Structures of Feeling”),《勞工》(Labour/Le Travail)第72卷(2013年),第213～218頁;奧格斯特·卡波娜拉:“回看和前看”(August Carbonella,“Looking Back and Ahead”),《勞工》(Labour/Le Travail)第72卷(2013年),第229～232頁;等等。
64加布瑞爾·文納特、安德魯·郭登、斯文·貝克特、魯迪·巴特澤爾等:“導論:全球化的E.P.湯普森”(Gabriel Winant,Andrew Gordon,Sven Beckert,Rudi Batzell,et al,“Introduction:The Global E.P.Thompson”),《國際社會史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第61卷第1期(2016年),第4～8頁。
65詹·盧卡森:《全球勞工史》(Jan Lucassen,Global Labour History),紐約:皮特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354頁。
66卡垂娜·娜維卡斯:“階級怎么了?英國集體行動與勞工的新史學”(Katrina Navickas,“What Happened to Class?New Histories of Labour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Britain”),《社會史》(Social History)第36卷(2011年),第18頁。
67卡瑞因·霍夫米斯特等編:《勞工的全球史手冊》(Karin Hofmeester eds.,Handbook Global History of Work),波士頓:瓦爾特·格魯伊特聯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01、8頁。
68戈登·哈克:《在困難時期定位左派:建構當前政治話語框架》(Gordon Hak,Locating the Left in Difficult Times:Framing a Political Discourse for the Present),卡姆:思普靈格國際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頁。
69弗里德里克·庫珀:“工作、階級與帝國:一個非洲史學家對E.P.湯普森的回顧”(Frederick Cooper,“Work,Class and Empire:An African Historian’s Retrospective on E.P.Thompson”),《社會史》(Social History)第20卷第2期(1995年),第235～241頁。
70皮妮娜·瓦博納:“在非洲重思階級與文化:在E.P.湯普森與皮埃爾·布爾迪厄之間”(Pnina Werbner,“Rethinking Class and Culture in Africa:Between E.P.Thompson and Pierre Bourdieu”),《非洲政治經濟學評論》(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第45卷第55期(2018年),第10～20頁。
71因格·施密特:“反作用因素:歐洲工人階級的瓦解和重塑”(Ingo Schmidt,“Counteracting Factors:The Unmaking and Remaking of Working Classes in Europe”),《全球化發展與技術觀點》(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第4卷第5期(2015年),第130～131頁。
72扎克·賽爾:“最難以想象的形式:種族、全球資本與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Zach Sell,“Worst Conceivable Form,Race,Global Capital,and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史學反思》(Historical Reflections)第41卷第1期(2015年),第54～55頁。
73舒小昀:《E.P.湯普森在中國》,《學?！?020年第4期,第19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