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域理論視角下商業紳士化對周邊老舊住區的影響——以成都大慈寺社區為例

　　摘    要：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區商業紳士化為例，基于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從不同行為主體的視角出發，分別分析了地方政府、開發商、紳士化群體、原住居民、周邊商戶及周邊小區各自的利益訴求與資本獲取，探尋商業紳士化空間對周邊老舊住區的影響。研究發現：商業紳士化空間及其周邊住區共同構成了一個紳士化場域，不同的行為主體在場域中獲取和積累各自資本從而確立其社會實踐地位。特別地，紳士化核心場域由地方政府、開發商和紳士化群體共同構成的利益聯合體推動形成，體現一種至上而下的全球化資本邏輯運作；邊緣場域由原住居民、周邊商戶和周邊租戶在周邊小區構建而成，其受到了核心場域的支配和影響，與核心場域內的三類主體形成了動態互哺關系，從而逐漸產生新一輪紳士化進程，呈現一種至下而上的本土化資本發展邏輯。大慈寺社區商業紳士化中的核心場域與邊緣場域之間存在著既相互分異又相互融合的復雜特征，構建了兩者之間的循環發展路徑，帶動了中心城區的整體更新發展。研究填補了中國商業紳士化對于周邊住區影響的理論空白，同時也對城市中心商業空間更新的良性改造提供一定參考價值。

　　關鍵詞:商業紳士化;場域;資本;周邊老舊住區;行為主體;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on surrounding old neighborhoods based on .field theory:A case study of Daci Temple Community of Chengdu

　　HUANG Xing GU Hao SHI Meishi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of Shenzhen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space of Daci Temple Community in Chengdu as the case. Based on Pierre Bourdieu's'field'theory, it analyses the interest demand and capital acquisitions from the different actors of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ers, gentrifiers,residents, surrounding merchants and tenants. Then, it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surrounding old neighborhoods. Using tw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surrounding old residential areas constitute a gentrification field, where different actors acquire and accumulate their own capital to establish social practice status. The gentrification core field composed of high-end consumption space where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rivate developers unite. Specifically, the former pursuits the symbolic capital brought by beautification image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ity and national central city, while the latter accumulates maximum economic capital. Gentrifier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a lifestyle consistent with their own social attributes.However, the residents are in a weak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gentrification, which becomes the subject of capital outflow. In the marginal field, the surrounding merchants begin to reconstruct businesses to cater to gentrifiers. Besides, with the new consumption space in the core field, the surrounding tenants have acquired economic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whole gentrification field. Therefore, this paper reveals two important capital logics in the field. The core field of gentrification is promoted by the interest alliance form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developers and gentrifiers, which reflects a top-down global capital logic. The marginal field is constructed by residents, surrounding merchants and tenants, which is presenting a bottom-up local capital logic. This is because the marginal field is influenced by the core field, forming a dynamic mut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re field. Finally, this research fills the theoretical gap for the impact of China's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on surrounding residential areas, and in light of the practice value for the renov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in urban centers.

　　Keyword：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field; capital; surrounding old neighborhoods; actors;

　　1 引言

　　在中國轉型期與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經濟迅速增長所引起的強烈城市化激情帶來了大規模的城市舊城更新改造，紳士化（gentrification）這一伴有階層向上升級的城市鄰里更新現象已在中國各大城市屢見不鮮。紳士化于1964年由英國社會學家Glass首次提出，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其自身已在不斷地演化。傳統意義上只限于城市內城區歷史建筑修復的紳士化現象僅是其中一種表現形式，并且紳士化已不再局限于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兩個群體，也不再局限于居住用地的范圍之內[1]。一些新興的紳士化現象開始涌現，并趨于一個多樣化的發展。如今，紳士化已經成為城市化過程中重要的部分，為了有效地理解這種城市空間重構現象，學者們逐漸認同一種符合現代城市發展的廣義紳士化定義，即認為不論哪種紳士化都有如下特征：資本的再投資、社會階層的向上演替、建成環境的改變、以及低收入群體直接或間接的流離失所；并且這些特征不受任何語境、地域及土地利用變化（如居住轉商業）的限制[2]。在這種意義上來說，當今的紳士化并非簡單的城市空間物理變化過程，它包含了許多復雜的社會矛盾、社會空間重構以及其中資本、權力及不同群體之間復雜的博弈與互動，是城市更新開展的一種特定社會-政治過程[3]。

　　西方早期的紳士化只關注居住空間之間的升級轉化，但隨著紳士化自身的發展變化與涵蓋領域的擴大，伴隨土地利用變化的商業空間轉化和升級現象逐漸被納入紳士化的范疇；一些傳統的居住或工業地區被更高價值與消費等級的商業所取代，從而造成該地的商業改造升級、消費水平提升以及原低收入使用者被置換的社會空間重構現象，即為商業紳士化（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4]。隨著內城衰敗居住區域的商業復興現象在各大城市相繼出現與普及，商業紳士化作為2000年后紳士化的主要類型之一被逐漸關注與認可，并成為國際紳士化研究的前沿領域[5]。與傳統紳士化相比較，商業紳士化強調土地利用的轉換，最開始只反映在一些居住轉零售業的小規模紳士化；隨著新自由主義背景下商業開發成為城市更新與土地增值的主流方式，商業紳士化的規模與形式也愈發壯大，并已形成全球化的趨勢[6]。由于在紳士化過程中發生了土地利用的變化，因此商業紳士化涉及的參與主體相較于傳統紳士化會更加多樣與復雜[7]。

　　在當今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商業紳士化已然成為中國城市空間重構的主要形式之一，大城市中多數備受矚目的城市更新旗艦項目都是通過商業紳士化來實現[8]。特別是在成都這樣的國際化城市和區域性中心城市，面向高檔消費群體的商業紳士化地區與未被開發的低收入住區在地理空間上彼此毗鄰的現象普遍存在。作為一種帶有社會政治意義的城市更新現象，商業紳士化引起了該地區及其周邊社會空間結構的巨大改變，如環境設施的變化、消費水平的上升、階層的分化、地方居民的動遷等等。這不僅對商業紳士化發生場所自身，而且也對其周邊老舊住區帶來了顯著的影響。然而，迄今為止關于國內城市紳士化的研究大多關注紳士化的現象、產生機制、以及紳士化對其自身發生場所的作用（紳士化內部效應），而鮮有去探討紳士化，特別是商業紳士化對其周邊老舊住區空間的影響（紳士化外部效應）。

　　本文以成都大慈寺社區為案例，分析并探討商業紳士化空間與周邊老舊住區的互動影響機制。在這里，本文引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 Bourdieu）的場域（Field）理論[9]，通過分析紳士化場域內不同行為主體的資本運行邏輯，以期解構商業紳士化所帶來的“外部空間效應”，為補充與完善紳士化的“中國實踐”意義提供理論與案例支持。布迪厄的理論強調不同空間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聚焦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與博弈，這為理解和分析紳士化過程中“核心”與“邊緣”的互饋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

　　2 理論框架與研究綜述

　　場域是指社會實踐中位置之間客觀關系的網絡和構型，場域的思考即是關系的思考[9]。布迪厄認為，場域是一種客觀關系的空間，不同的行為主體在場域中占據各自的位置，遵循著場域的邏輯規則，通過資本積累來進行相互之間的作用、對抗與博弈[10]。同時，場域內部會衍生出子場域，子場域之間的作用關系也會產生分異或融合[11]。事實上，社會空間場域是一個資本積累的空間，場域中位置關系的互動與確定來源于行動者對資本的追求、獲取及流失；社會空間場域也會隨著資本的積累與流失而不斷演化與重構[12]。在這里，資本并非平時所理解的以貨幣或金融形式的狹義資本概念。布迪厄將資本給予了廣義的定義，意指一種鑲嵌在客體或主體結構當中的力量，是積累的勞動成果，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象征資本等多種形式。經濟資本可理解為金錢與金融財富；社會資本意指一種社會網絡或團體關系而獲取的資本；文化資本則指代對文化資源的占有；而象征資本則用以表示聲譽、威望或地位的積累策略等象征性現象[13]。各類資本之間可以相互流動與轉化，資本的價值總量決定了行動者在場域中的位置。行動者通過獲取資本來確定在場域中的位置；反之，其位置也決定了其追求資本的不同。場域理論視角的應用在社會學領域研究頗豐，但地理學還相對較少。近年來地理學與城市研究領域開始關注并引入了場域理論工具，較多研究成果主要關注鄉村旅游與文化領域，聚焦于探討旅游中的農民抗爭[14]、文化遺產旅游地的多維空間生產[15]、旅游與性別的互動機理[16]、文化核心區的空間關聯[17]、地名變遷的社會響應[18]、以及文化記憶的空間性等[19]。旅游與文化的實踐過程中交織著諸多復雜的主體與要素，因此場域理論為解構和分析其過程與機理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理論工具[20]。

　　同樣，在當前快速且復雜的城市化進程中，紳士化與城市更新領域也交織著多重的主體角色，場域理論在其中的應用能有效地分析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關系與相互作用機制。紳士化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空間變化過程，可視為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的動態演進；紳士化空間的形成即可視為一個場域，即紳士化場域。在這里，紳士化場域不單只是紳士化發生的主體空間，也包括可能受其影響的周邊未開發區域。其中，不同的主體或行動者在追求不同的目的，并獲取、積累、失去不同的資本，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博弈中最終導致高檔消費空間的生產。理解商業紳士化對周邊區域社會空間影響機理的前提是厘清商業紳士化過程中不同作用主體在紳士化場域中的作用與關系?？紤]到紳士化是不同階層及資本之間的變化與轉換，利用場域理論去審視商業紳士化的資本邏輯，探討與分析紳士化場域中不同子場域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視角更好地理解紳士化這一城市社會-政治-空間過程的運作邏輯與機制，從而發掘商業紳士化中不同動力主體的作用及其對周邊地區的影響。

　　西方對商業紳士化的研究相對成熟，研究內容包括商業紳士化的特征、機制以及效應；研究視角維度多樣，涉及全球化、地方化、國家、旅游等諸多要素[21]。國內對紳士化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經過早期概念引介后，實證研究逐年增加，研究內容也開始趨于多樣與復雜，大致可分為以下6個議題：(1)多類紳士化現象；(2)紳士化與公共政策；(3)紳士化群體（gentrifiers）與文化驅動；(4)紳士化與多種城市現象；(5)紳士化的公平正義與社會影響；(6)教育驅動的紳士化現象[22]。對于具體針對商業紳士化的研究，國內學者主要從商業紳士化自身發展出發，探討其特征、類型、演化模式及驅動機制。相關的實證案例研究，有從供給端強調其企業家主義政府的主導作用[23]，也有從消費端分析其自發組織功能[24]。值得注意的是，商業紳士化有時會偽裝成歷史街區保護或改造，其結果將會對城市遺產的原真性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25]。

　　總體來看，中國城市紳士化的研究在進入21世紀之后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研究內容的多樣性和實證案例的增加奠定了中國紳士化研究發展的基礎。但是，以上研究大多只針對紳士化現象的描述與機制的分析，并缺少深入的理論探討與構建。尤其是對于紳士化所帶來的“外部空間效應”，雖然在其中一些文獻中有所反映，但基本上只考慮其對社區自身居民的影響。而紳士化對其周邊老舊住區居民的影響，即紳士化的外部效應，還缺少比較系統的分析和研究；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強調客體空間的相互作用與外溢效應。因此，本文以成都大慈寺社區為案例，將紳士化與布迪厄場域理論相結合，專注于當前中國城市流行的商業紳士化現象，探討商業紳士化對周邊老舊住區空間的影響。

　　3 研究方法與研究區概況

　　3.1 研究方法

　　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區為例，使用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式訪談作為研究方法收集數據，分別于2012年11月、2017年5—8月、2019年11月和2021年7月與12月，分為4個不同階段對案例地點展開跟蹤式田野調查。(1)第一階段（2012年11月）：主要針對大慈寺社區內即將被動遷的本地原住居民進行調查，了解開發過程中的動遷方案及觀察開發前大慈寺社區的整體空間狀況，記錄開發前居民的生活方式、居民與政府的互動關系、建成環境以及周邊商鋪的業態布局等。(2)第二階段（2017年5—8月）：主要針對大慈寺社區內的高檔商業消費者群體進行訪談，記錄其消費方式，每位訪談約為1～3小時。同時，對開發區周邊的商鋪和居民進行訪談，記錄商鋪變遷、居民生活方式、居民對商業改造的態度等，每位訪談在1小時以上。(3)第三階段（2019年11月）：主要針對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周邊住區居民以及租戶進行深入訪談。重點對街道辦事處人員、當地派出所工作人員和居委會工作人員分別進行了1小時以上的深入訪談，補充之前調研的資料空缺，全面了解整個開發過程及其各階段的細節。(4)第四階段（2021年7月和12月）：主要針對以上各階段調查的補充，對案例地的人員構成、消費業態分布、消費特征、居民生活方式、周邊商戶布局、周邊居民與租戶生活狀態等進行再次確認和記錄，以保證調研數據的可靠性。同時在12月的補充調研中，特別針對街道辦事處、地方派出所、開發商集團等相關負責人進行了訪談，以補充和擴展之前對于該類行為主體資料的不足。

　　具體而言，一手數據來自對當地居民、消費者、政府機構工作人員、商戶、租戶的訪談記錄，總計訪談對象51名；有效文本近6萬字；其中，重點訪談對象21名，包括政府工作人員、消費者、開發商、商戶、居民、租戶等（表1）。同時，作者收集當地的政策文件和新聞報道作為二手資料，分析政府和媒體對案例地點開發改造的態度和立場。重要的是，作者與各階段的訪談對象一直保持社會聯系，彌補了研究內容的不足之處，呈現出研究對象的動態性和完整性，從而提高研究數據的可靠性[26]。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的“紳士化群體”主要指在改造后的高端商業空間中使用和消費頻率較高的中高收入群體。

　　3.2 研究區概況

　　大慈寺社區位于成都市錦江區，因擁有千年古剎大慈寺而聞名，其北接蜀都大道，東靠府河，西鄰紅星路三段，南抵東大街，緊鄰成都春熙路商業步行街及市中心天府廣場，屬于成都市的中心地帶，地理位置優越，文化底蘊深厚。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快速城市化進程的背景下，大慈寺社區及其周邊的鄰里隨著時間的流逝呈現出相對衰敗的景象。大慈寺社區內鄰里特征較為多樣，除了傳統的低層院落以外，還擁有單位制大院，形成了不同形式住區相互錯落的格局。從2000年開始，大慈寺社區先后在成都市政府、九龍倉集團、香港太古集團和遠洋集團等聯合下進行了拆遷與商業改造。原先低收入階層居住的老舊傳統民居院落被拆舊建新，開發成為開放式街區形態與購物商場組成的高檔消費空間、娛樂休閑及旅游觀光場所。供低收入階層使用的居住用地被服務于中高收入階層的商業用地所取代。具體來看，大慈寺社區的商業紳士化主要經歷了商業紳士化的孕育期、嘗試期、發展期及延續期4個階段，呈現漸進式的演變過程（圖1）。

　　第一階段：商業紳士化孕育期（1980—2001年）。大慈寺社區在1980年代被成都市總體規劃定為歷史文化保護區后，導致其商業開發受到一定限制。周邊區域（如春熙路）在發展的同時，大慈寺社區開始衰敗，基礎設施和環境持續惡化。但是，深厚的文化底蘊及逐漸衰敗的老舊住區使得大慈寺社區成為商業紳士化發生的潛力空間，奠定了前期條件。

　　第二階段：商業紳士化嘗試期（2002—2006年）。在“經營城市”理念下，地方政府開始在該區域及其周邊進行大規模改造，除歷史建筑外，拆除老舊住區23萬m2，涉及居民3667戶。但是，由于歷史保護片區規劃的嚴控和當地資金的匱乏，導致政府對大慈寺社區的改造動力不足，改造大慈寺社區過程緩慢。

　　第三階段：商業紳士化發展期（2007—2014年）。隨著2007年將大慈寺社區交給國際開發商后，大慈寺社區的改造進程迅速提升。在九龍倉集團、太古集團與遠洋集團等國際開發商的巨額投資下，大慈寺社區大部分地區被打造成為文化商業購物中心，地方政府則通過規劃手段與政策退居二線支持。2014年，改造后的成品遠洋太古里與國金中心（IFS）正式運營，成為成都市新地標。

　　第四階段：商業紳士化延續期（2015年—現在）。成都太古里和IFS的成功打造，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贏得了社會贊譽。成都新地標的名聲以及成功的大型商業綜合體為大慈寺社區帶來了巨大的人流，進一步帶動了周邊零售業與餐飲業的升級更替。為將這種商業模式進一步擴大，政府對周邊老舊小區嘗試進一步的拆遷，但由于居民的維權意識，后期的拆遷難度逐漸加大，大慈寺社區的拆遷止步于2013年。在此過程中大慈寺社區的建成環境變化顯著，其人員結構及社會空間也隨之產生較大變化。

　　4 商業紳士化對周邊老舊住區的影響

　　4.1 不同行為主體的資本邏輯分析

　　商業紳士化場域中的不同行動主體都有其不同的資本追求，基于實地調研的分析，本案例涉及的行動主體主要包括地方政府、開發商、消費者/紳士化群體、原住居民、周邊商戶及周邊小區六類。本文將從不同行為主體的視角來分析它們的利益訴求與資本追求，探討各個行為主體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形成的場域特征，從而構建出商業紳士化對周邊老舊住區社會空間影響機制框架。

　　4.1.1 地方政府

　　由于城市土地的國有屬性，中國的地方政府一直以來是紳士化現象主要的推動者。隨著市場化、全球化的快速進展，成都市作為國家西部中心城市，地方政府的城市發展目標定位歷年逐步提高。近幾十年來，成都市的發展速度在全國名列前茅，其國際化程度和外資吸引能力也位居全國大城市前列。截至2021年，已有超過20個國家在成都設立領事館，數量繼上海和廣州排名全國第三；超過半成的全球500強企業在成都設立分支機構和辦事處。這些無疑奠定了成都定位其加入全球城市行列的基礎。因此，成都市地方政府也在基礎建成環境上進行改造，使得成都與“全球城市”的投資與營商環境相匹配[27]。

　　然而，在成都市建設“全球城市”的運動浪潮下，官方文件則對大慈寺周邊地區描述為“落后”“與春熙路不協調”的負面形象定位；希望改善城市中心衰敗景象，構建成都中心新地標。正如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所述：“這里雖然靠著春熙路，但以前都是那種比較老的矮平房，下雨的時候有些家還漏水，環境確實很差……后面改造后瞬間變成成都高大上的地方了，城市品質提高了一大截……”（21-Z-46）。因此，在宏觀城市定位與微觀城市形象美化的雙重驅動下，地方政府對大慈寺社區的改造勢在必行，目標指向是打造成為國內著名甚至國際性的大型高檔商業消費空間，從而塑造全球城市的形象。在紳士化場域中，地方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力，通過權力轉化為空間規訓的政策，從而追求全球城市的象征資本，并鞏固其在場域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土地財政收入是地方政府進行商業紳士化的重要動力之一[28]。地方政府通過拆遷安置騰出可供開發的土地，調整相關規劃從而使得商業再開發合理化，進一步改善環境促進商業投資，從中獲得大量土地財政收益。據統計，在IFS和太古里的再開發過程中，成都市政府分別獲得土地財政收益72.4億元和20.0億元；同時，錦江區政府的財政報告顯示，2011年錦江區新建區域商業稅收占錦江區全區30%[29]。

　　綜上所述，地方政府對于紳士化場域中的資本積累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全球城市定位、提升城市檔次的象征資本追求：另一方面則是吸引投資從而獲取土地收益及商業稅收為目的的經濟資本追求。地方政府在紳士化場域中利用自己的權力位置，制定相應政策對空間進行規訓，營造滿足資本增值的條件，從而完成象征資本與經濟資本的積累。

　　4.1.2 開發商

　　開發商是商業紳士化的另一推動主體[30]。由于自身經濟資本實力雄厚，為其在場域中的資本增值和轉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對大慈寺社區新建街區進行定位時，遠洋集團和太古集團通過市場判斷將其以消費文化為理念進行商業開發，聘請國際著名建筑設計公司——香港歐華爾顧問有限公司對新建街區進行設計，打造中西結合的建筑景觀風貌。在招商運營時引入國際一線奢侈品牌及創意文化品牌等，采用更傾向于中高端消費群體的營銷手段，營造消費主義主導的商業空間氛圍，打造上流社會符號化的消費空間。開發商對入駐的商業品牌也設立了嚴格的門檻和篩選：“我們對于進駐來的商業種類和品牌有著嚴格的要求，一般那種檔次較低的品牌，或者不是休閑類的商業種類都不能在這里運營……你也知道，太古里這個品牌在香港、北京等都是走的高端路線，成都作為內陸第一家肯定要求會更高……”（21-K-48）?？梢钥吹?，在太古里和IFS等新建消費空間中，高端品牌幾乎都設立了旗艦店，例如一線奢侈品牌愛馬仕、LV、紀梵希、迪奧、古馳等。餐飲擁有米其林星級餐館、星巴克臻選“黑圍裙”大師店鋪、以及各類外國料理等。各種高檔新貴品牌的空間集聚提高了本地的消費標準，同時也過濾了消費人群階層，為其積累更多經濟資本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此外，開發商利用和挖掘傳統文化與現代風格結合，提煉文化資本將其轉化為經濟資本。新開發的消費空間太古里和IFS將文化元素融入到資本增值中。太古里利用其擁有傳統文化建筑與街區肌理，突出其歷史底蘊，但實則改變了早期建筑的用途轉而為商業消費。例如，原先供群眾觀看戲劇的廣東會館被改造為多功能商業文化藝術中心；原晚清時期的官式院落被改造為高端酒店；原民國時期四合院住宅被改造為高端SPA場所；原三合院古建筑被改造為高級手表店；原馬家巷禪院被改造為高端餐飲場所。同時，新建造的建筑群體通過中西結合的設計理念，既突出了文化元素又表現了國際特色。IFS則通過成都本地的熊貓元素，對現代建筑進行小品地標設計，使其成為成都的新地標建筑。此外，新消費空間通過不定期地舉行文化藝術展和時尚主體活動，提煉文化要素。

　　開發商對大慈寺社區的新消費空間開發，將“文化”與“地方”帶進了市場，實現使用價值向交換價值的轉化，從而滿足以資本積累與循環為目的的經濟資本追求。地方政府雖然在場域中通過行政干預來規訓空間，但缺乏經濟資本的現狀仍需要開發商的資金支撐。因此，在紳士化場域中，地方政府和開發商雖然追求的資本類型不同，但是它們的聯合打通了彼此資本積累的渠道，占據了場域中的主導地位，通過資本化的空間完成了經濟資本的增值。

　　4.1.3 紳士化群體

　　新消費空間的消費群體是資本增值的目標與源頭[31]。開發商通過生產中高端商業空間對消費者進行了階層過濾。而這些消費群體也是這次商業紳士化進程中的紳士化群體。與普通紳士化群體不同的是，他們使用和享受了政府與開發商打造的現成“紳士化空間”。

　　通過對紳士化群體的半結構式訪談發現，前往太古里和IFS等新消費空間的消費人群以中青年為主，主要從事專業技術及管理類職業，同時消費群體的來源并不局限于成都本地人群，半成以上來自四川省以外地區，甚至不乏港澳臺地區及國際消費群體。紳士化群體的消費行為以餐飲、購物、文娛、住宿等中高端消費為主，與新消費空間所提供的服務保持一致。他們通過中高端消費體現自身身份認同，例如一位從事設計工作的受訪者表示：“我每個星期都會來這邊的咖啡館或者休閑吧坐一坐，這樣工作靈感會提高一點”（17-G-20）。一位企業管理層的受訪者認為：“一般和朋友或者合伙人談生意都會選擇來這邊吃個飯，帶去檔次低的也拿不出手啊……”（17-G-33）。

　　傳統紳士化研究認為，紳士化群體通過對其特定生活方式的追求驅動了紳士化的闡述。事實上，在本案中的紳士化群體同樣也在選擇符合自身的生活與消費模式。他們可以通過富足的經濟能力來購買想要的生活方式。同時，這種生活方式又反饋于自身社會經濟屬性，將其社會地位外在化與具象化，從而將其在紳士化場域中的位置得以展現和鞏固。正如一位外企工作的受訪者所言：“這個地方消費不低，但整體氛圍很好，起碼來消費的人都還是比較高素質的”（17-G-18）。在商業紳士化進程中，政府與開發者的消費空間生產正是針對他們的喜好，紳士化群體的衣著、行為、消費模式等逐漸成為消費文化主導，在場域中完成他們對文化資本的追求與匹配展示。

　　4.1.4 原住居民

　　在一般紳士化的研究中，原住居民大多情況一直被視為被剝奪的直接對象[32]。大慈寺社區在開發之前是成都市內城區的傳統民居，由低矮院落及部分舊單位制住房構成，其原住居民基本屬于成都市低收入階層，主要從事小販、工人、出租車司機、無業等職業，年齡層集中于45歲以上。由于居住環境逐漸惡化，有經濟能力搬遷的居民早已另擇新居，仍然居住在衰敗社區的居民被困于住房市場內，無力改善自己的居住條件。但也正因如此，居住時間較長的原住居民之間已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社會網絡，積累了一定的社會資本：“旁邊的隔壁鄰居都是認識幾十年的老朋友了，平時打個牌啊，擺個龍門陣（聊天）啊都經常在一起”（12-Y-09）。隨著太古里和IFS項目的啟動，在商業開發的助推下原住居民的搬遷意愿較高。據居民們透露，安置房將新建在趨于郊區的三環路以外，雖然搬遷后的住房條件得到改善，但生活便利度的降低也成為原住居民的擔憂：“搬過去倒是也沒辦法，總比住這個破房子好；但是在三環外確實太遠了，我覺得那兒都不是成都了”（12-Y-21）。此外，在貨幣與實物補償同時可供選擇的情況下，居民們勢必會在搬遷后分散，原先建立的成熟社會網絡逐漸瓦解，積淀已久的社會資本也逐漸流失。

　　事實上，原住居民在紳士化場域中一直以來都處于較為被動的地位。首先，由于經濟資本水平較低，不能在市場內自由選擇住房，從而被困于住房市場內；其次，較低的社會經濟屬性決定了其在場域中的較低位置，只能任由其他行為主體吸收資本而自身卻在流失；最后，雖然住房條件的改善表明其經濟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但這并非通過自身主動積累而來，而是作為其他行動主體追求資本的策略而衍生，成為其他主體資本增值的輔助工具。

　　4.1.5 周邊商戶

　　在大慈寺社區的整個紳士化場域中，相對于太古里和IFS等高檔消費空間的“核心”場域，周邊商戶則屬于“邊緣”場域的范疇。周邊商戶在目睹了“核心”由傳統破舊街區轉變為高檔消費空間的同時，自身也在進行重構與轉化[33]。新建的消費空間帶來了新一輪的消費群體和新的商機，為迎合新消費群體的消費習慣，一些新興店鋪逐漸興起并發展。周邊一個休閑奶茶店主說到：“我們很多客人其實都是先逛太古里，然后來我們這邊買奶茶的”（19-S-38）。而一位顧客則表示：“太古里內是那些高端大氣的，相比而言，這邊的小店其實感覺更有意思”（19-G-22）。隨著租金上漲和原住民動遷，以往固定消費者大量流失，從而導致太古里及IFS周邊服務于日常生活的傳統低端商業逐漸瓦解或外遷。日常用品店、雜貨鋪、菜市場等商鋪減少最快，而中高檔休閑餐飲則日趨密集。太古里及IFS周邊臨街地區開始出現大量“趣味消費空間”，如咖啡館、本土特色菜、本地精品小吃店、飲食店、創意小店等。周邊店鋪逐漸升級并轉型業態，從而轉變為迎合太古里地區消費空間的整體氛圍。正如當地一位地產工作人員所述：“近5年來周邊的商業種類在變化，以前都是只服務街坊的那種小店，現在有些老字號進行了升級保留下來，但大多數都轉型成一些休閑消費了……特別是商鋪租金從太古里和IFS建起到現在翻了5倍多……”（21-K-50）。在周邊商戶變遷的過程中，舊商戶失去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從而為新商戶追求經濟資本提供空間與機遇，同時創造符合該區域氣質的象征資本[34]。

　　有趣的是，周邊商戶并未與“核心”場域中的地方政府和開發商有直接聯系。但是在商業紳士化發生后，核心場域的紳士化群體也會滲透進入邊緣場域。換句話說，紳士化群體的消費風格和生活方式使得周邊商戶主動去進行轉型，從而迎合當地整體消費風格，換取經濟資本的積累。但不同于核心區域的是，周邊商戶則利用一種“接地氣”而不失低廉的風格來完成其新消費空間的生產。具體來說，周邊的商戶雖然都主打本地料理或地方特色小吃，但會在裝修或就餐消費環境上進行改造升級，營造其獨特的地方本土風格。紳士化群體在核心與邊緣兩個場域之間流動，從而帶來核心與邊緣兩個場域的融合。

　　4.1.6 周邊小區

　　周邊小區指那些在太古里和IFS周邊毗鄰的老舊居住空間。在商業開發前，周邊小區的租戶占比不高。據當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員描述，商業開發前，租戶占比小于40%；而開發后租戶占比提高至60%左右。也就是說，周邊小區租戶的增長可能與商業紳士化的發生有關[35]。新消費空間的開發終止于2013年，周邊衰敗的老舊小區與高檔的太古里和IFS形成了鮮明的景觀對比與沖擊。從對社區派出所工作人員的訪談中得知，周邊老舊小區逐年增加的租戶大多在太古里、IFS以及周邊的餐飲店打工：“從2014年左右開始，也就是太古里和IFS開業后，轄區內的租戶開始慢慢增加；其實這些租戶的構成也不復雜，大多都是在太古里、IFS或者周邊飲食店等打工的，總體比較安穩……”（21-Z-44）。一位被訪談的租戶闡述了其大致的生活狀況：“我從老家廣元過來成都有2年了吧，什么雜工都做過?，F在在太古里里面搞清潔，這邊老板安排吃住，就在太古里附近這個大院……我們一般10個人住一套房，老板租下來搞個上下鋪……晚上基本忙完都十一、二點了，所以回來洗洗就睡了。這邊也是因為近，忘了什么東西，趁老板不注意還可以跑回來拿一下，比較方便”（19-R-31）。而在太古里的某餐飲店經理也透露：“周邊這些老房子非常好，我們給員工租的房子都在里面，價錢不高，一般我們這邊都包吃住，所有員工統一安排……住在附近的話上班方便，而且也便于管理。如果租那種電梯商品房的話，成本會提高一大截”（19-T-15）。

　　顯然，新消費空間周邊尚未拆遷的老舊小區并沒有因核心區的紳士化而受到拆遷的潛在威脅。反之，周邊小區通過向高檔商業街區內店鋪工作人員（如太古里及IFS內工作的清潔工、勤雜工、搬運工等工人群體）提供廉價的租住房服務，與開發后的商業區形成了互哺關系。其低廉的租金和就近的區位成為高端商戶業主為其務工人員安排住宿的絕佳條件。工作在新開發的商業街區，租住在周邊老舊小區，使這些務工人員成為維持老舊小區與紳士化區域共存的關系紐帶，其在整個場域中獲取了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且進一步促進了核心與邊緣場域的融合。

　　4.2 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

　　在大慈寺社區的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開發商、紳士化群體、原住居民、周邊商戶和周邊小區這六類不同主體共同塑造了大慈寺社區商業紳士化空間及其周邊區域的空間重構，各類主體之間的互動將形成不同類型的關系，從而推動商業紳士化的持續發展。

　　第一，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之間結為“合作連攜”關系。地方政府對老舊社區空間改造具有強烈的意愿，而開發商需要通過改造城市中心地段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行政力量和市場驅動的雙重作用，形成了空間改造的核心力量，進而推動了商業紳士化發展。第二，開發商與紳士化群體之間形成“互惠”關系。開發商是塑造高檔消費空間的直接參與者，它通過打造和美化高檔消費空間來吸引高端消費群體，是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徑；而另一面，紳士化群體是塑造商業紳士化空間的核心參與者，是實現自我社會價值的重要角色，推動了商業紳士化空間的資本積累。第三，地方政府與原住居民之間呈現中和關系。原住居民是這場空間改造運動中喜憂參半的社會群體，作為補償的新建安置房使他們的居住環境得到改善，拆遷補償增加了他們的經濟資本，但同時他們卻喪失了原有的社會活動范圍和鄰里社交網絡，使得儲存已久的社會資源流失；同時，偏遠的安置區域也讓交通與通勤等空間資本受到影響。第四，地方政府、開發商與周邊商戶及周邊小區之間形成“互哺”互動關系。地方政府通過積極主動地改造周邊社區環境（如房屋外立面）來維持高檔消費空間的外在形象，周邊商戶則成為了直接受益者；而由周邊小區構成的租房市場為太古里和IFS內從事服務業的大量工人提供了便利且廉價的住房資源。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地方政府與開發商之間的合作能幫助兩者分別達到提升城市形象和促進資本循環的目的；同時，紳士化群體對于文化資本的積累與展示也加速了紳士化的進程。這與近年來西方城市研究中強調的城市創意性有著一致性[36]。紳士化導致的城市更新推動了全球創意產業集聚，促進了城市商業化的文化創意空間形成，提升了全球化市場中的城市品牌價值。然而，搬遷的原住居民則在這場資本利益的角逐中得失參半。換句話說，各個作用主體在紳士化場域中追求和積累各自的資本要素，通過不同種類資本之間的轉換和流動，達到各個主體資本增值和積累的目的，從而將場域內各個主體位置進行重新分配，并在資本角逐過程中彼此獲益。因此，商業紳士化作為紳士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各個主體之間的資本積累動機是使其運作的內在邏輯機制。產生結果會對原住民造成一定程度的動遷，這方面也成為全球諸多學者開展反紳士化研究的動力之一[37]。此外，地方政府、開發商和紳士化群體這3個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是推動商業紳士化空間形成的“核心”力量。然而有意思的是，在這種看似具有排斥性的“核心”卻對周邊老舊住區產生了微妙的正面影響。由于核心部分紳士化進程造成的空間重構，使得周邊商鋪、紳士化群體和周邊小區開始得到了紳士化帶來的實惠和發展契機，成為了共同逐利者。而這幾類主體內部之間聯系緊密并相互作用，成為了商業紳士化影響周邊空間形態的“邊緣”力量。因此，研究結果認為，盡管商業紳士化導致了對原住居民的動遷，但是推動了公共資本和私人資本的投資，從而改善周邊老舊住區的物質環境，創造了就業機會，煥發了老舊住區的活力[38]。

　　4.3 商業紳士化核心與邊緣場域的發展邏輯

　　從場域理論視角來看，大慈寺社區的商業紳士化進程可將其空間分為“核心”與“邊緣”兩個子場域。新開發的太古里與IFS區域屬于政府與開發商共同主導的商業紳士化空間。這部分的紳士化進程與一般的中國城市紳士化類似，帶有濃厚的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對空間規訓與資本化的印記。新開發的太古里與IFS組成的“核心”場域已完成了一波商業紳士化。場域內地方政府與開發商聯合，前者在追求全球城市的符號象征資本，而后者在最大限度地積累經濟資本；同時，紳士化群體為了追求符合自身社會屬性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紳士化的發展與鞏固。而原住居民在這一進程中處于被動次級的場域地位，雖然他們通過拆遷補償也得到了一部分的經濟資本增長，但是卻失去了長期積累和持有的鄰里社會資源。

　　地方政府、開發商和紳士化群體在核心場域內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生產出了全球化的資本邏輯。地方政府對全球城市定位及美化追求而制定了空間提升策略，開發商在太古里和IFS的一線品牌集聚、設置較高的商家準入制度等都指向了其國際化的發展路線。同時，消費群體的全球消費文化和高端生活方式與太古里/IFS的發展理念相迎合。3個行為主體雖然資本積累目的不盡相同，但在相互協作的情況下能協力提升與鞏固各自的場域位置，從而促進了核心場域的紳士化進程，呈現出一種全球化的資本發展邏輯。

　　周邊商戶、地方居民和周邊租戶在太古里和IFS商業紳士化空間周邊的老舊住區組成了“邊緣”場域。邊緣場域沒有受到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直接影響，但紳士化群體也會外溢到此場域進行活動。周邊商戶在核心場域發生紳士化后開始進行自身轉型與改造，在迎合紳士化群體的同時也有別于核心區域的商戶。核心區域商戶都是國際一線品牌，代表了全球化與國際化的資本邏輯，而周邊商戶則通過地方特色和環境升級來吸引消費群體。在保障較好消費環境的同時，提供了成都本地的飲食、休閑等消費文化，使得人們在核心場域體會到“全球成都”的同時也在邊緣場域體會到了“本土成都”。此外，周邊租戶伴隨著核心場域新消費空間的形成而增加。這些在太古里和IFS工作的勞動階層成為周邊的新興租戶，周邊小區為他們提供了廉價便利的住所。同時他們也因在太古里和IFS工作而反哺于核心場域，從而將核心與邊緣進行融合?？梢钥闯?，紳士化發展的周邊老舊住區所形成的邊緣場域也在發生著另一波的紳士化進程。不同于核心場域中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式紳士化，邊緣場域進行著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發式紳士化進程，且遵循著本土化的資本發展邏輯。

　　核心場域與邊緣場域各自發生著不同的資本運行邏輯，呈現出一種既分異又融合的態勢（圖2）。首先，太古里和IFS新建的高端商業街區及大型商場與周邊的老舊住區在建成環境上凸顯了空間的分異。同時，新消費空間內高昂的消費水平也將大部分人群排斥在外。正如周邊原住居民表示：“太古里確實修得漂亮，但是里面東西太貴了，買不起，我們在里面壩壩（公共空間）逛一下就走了”（17-Y-11）?？臻g景觀與消費水平虛實結合，將太古里和IFS組成的新消費空間構建成一個與周邊形成典型分異的空間。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核心場域與邊緣場域又相互融合，紳士化群體是直接推動兩者融合的重要紐帶。因為，紳士化群體享受太古里等全球高端消費的同時，也愿意去感受周邊新興發展的地方商鋪，流轉于兩個場域之間，加速了場域之間的融合。此外，周邊租金低廉的老舊住區，為在太古里/IFS工作的工人們提供了兼具良好區位與價位的住所。新消費空間加速了周邊租戶的增加，周邊老舊住區也可反哺于新消費空間，推動了資本流動，使得核心與邊緣場域之間又多了一層互饋與融合。

　　5 結論

　　國內外關于商業紳士化的研究中，對于紳士化發生主體周邊區域的探討還較為鮮見。然而，紳士化對其周邊老舊住區的影響是分析紳士化外部效應乃至理解城市社會空間重構機制的關鍵，需要將紳士化發生主體與其周邊未開發老舊區域納為整體來進行分析。本文基于此點出發，對相關問題的發掘進行了嘗試，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區為例，分析了紳士化場域內各個行為主體的資本運作邏輯，探究了商業紳士化地區對周邊老舊小區的社會空間影響及其作用機理。太古里和IFS地區的升級由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共同推動，但其周邊地區的變遷則是基于太古里/IFS所帶來的紳士化消費群體和租戶，由商戶進行業態升級所推動的社會空間變化過程，并與太古里/IFS地區形成功能互哺的社會空間聯系。

　　大慈寺社區內新開發的高端商業空間與其周邊老舊住區構成了紳士化場域中的實體空間。在紳士化場域中，地方政府通過紳士化過程實現其主導實踐行動者的位置并獲取象征資本與經濟資本；開發商在紳士化場域中將地方與文化帶入市場，促使了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從而完成資本積累與循環；消費者/紳士化群體在紳士化場域中通過紳士化空間中的消費行為定位身份認同，從而在場域內完成文化資本的展現與增值。相反，在紳士化場域內各行動主體追求與提升各自資本的同時，原住居民及原住商戶成為場域形成過程中的被動作用者，他們雖然在空間改造過程中得到了經濟資本的補償，但卻失去了積累已久的社會資源。

　　紳士化場域中新開發區域與周邊未開發老舊住區分別形成核心與邊緣兩個子場域。核心場域中的行為主體主要匯集為地方政府、開發商、紳士化群體、以及搬遷的原住居民；而邊緣場域中商戶、租戶、未搬遷的原住居民形成該子場域的主要行動者。同時，兩個子場域之間相互分異與融合，邊緣場域的紳士化過程受到核心場域的激發與影響，但并未形成失所威脅。新舊區域的共存及互哺成為當前中國大城市商業開發的社會空間結果，同樣促成了城市更新的整體性。

　　在當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國城市空間重構受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多方因素影響。特別地，以城市商業空間更新改造為載體的商業紳士化進程中，不同的行為主體通過各類資本的積累和流失來塑造新型的消費空間，同時對其周邊老舊住區也造成了深刻的變化。研究發現，地方政府、開發商和紳士化群體構成商業紳士化的核心源動力，三類主體分別為追求與積累象征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成為消費空間生產的積極推動者；同時更新開發的主體區域呈現出由上至下的全球化資本發展邏輯，從而塑造了核心場域。另一方面，作為主體的新型消費空間對周邊老舊住區產生了微妙的影響，通過紳士化的外溢效應，催生了周邊老舊住區商業空間由下至上的自發更新，是一種本土化資本發展邏輯的體現，從而產生出邊緣場域。重要的是，各個行動主體之間在人員流動和社會補給上形成了互哺關系，從而維持了整個紳士化區域核心和邊緣的循環發展。

　　城市更新場所在受到紳士化以后，其周邊也會有自主更新進程，甚至發展為新一輪紳士化的趨勢。在此背景下，高檔商業街區的更新與開發模式可能會有新的方案：政府與開發商協同主導的自上而下模式同周邊自主的自下而上模式相結合，從而實現商住、階層的社會融合。在今后的城市消費空間更新開發模式中，如何兼顧各類人群、如何重視居民與消費者之間的融合、以及如何保持全球化與本土化在空間上的共存與兼容將是未來城市更新的重點議題。同時，今后需要更加關注紳士化過程中的空間政治問題，綜合考慮不同行為主體在紳士化過程中的作用機制。這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解構中國語境下的紳士化運行邏輯，從而為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紳士化理論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持和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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