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作品在西班牙的外譯與接受障礙

摘    要：余華作品外譯至西班牙后出現了一段時間的“余華熱”,但此后熱度逐漸降低?！敖邮芷聊弧必灤┢渥髌吠庾g過程的始終并成為主要的接受障礙?！敖邮芷聊弧敝饕憩F為出版社的文本過濾、新聞媒體的政治化解讀、讀者期待視野下的接受與反作用三個方面，其形成既與西班牙的社會心理、文化傳統相關，又與中國的文學范式、作家的寫作技巧相關?？疾煊嗳A作品在西班牙的外譯歷程，剖析外譯過程中遇到的接受障礙，有利于為余華作品及整體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提供反思與借鑒。

關鍵詞:“接受屏幕”; 余華作品;西班牙;譯介;中國當代文學;

The Translation of Yu Hua' s Works in Spain and the Obstacles of Reception

CHEN Yunyu CHEN Ting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After Yu Hua's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Spain, there was some time a period of “Yu Hua fever”, but then it gradually decreased. The “accepted screen” ru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of Yu Hua's works in Spain, and it is the main obstacle of reception. The “accepted screen” is reflected from the filtration of publishing house, the 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media, and readers' reception under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and its reaction. The formation of “accepted screen” is related not only to social psychology, cultural tradition of Spain, but also to Chinese literary paradigm and the author's writing skills. It is helpful to provide reflection and reference for Yu Hua's works and the whol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go out” by explo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analyzing the obstacles of reception encountered in that process.

Keyword：“accepted screen”; Yu Hua's works; Spain;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一、引言

余華是中國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目前在國際文壇聲望較高的中國作家之一，其作品在海外的譯介、傳播和接受情況頗受國內學者關注。但是，關于余華作品在西班牙的外譯情況，國內目前尚無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改革開放后，隨著中西兩國經濟文化交往日益增多，2000年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2012年中國作家莫言先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西班牙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更多興趣，并加快了譯介出版進程。目前，西班牙已經譯介了相當數量的中國當代作家例如莫言、劉震云、畢飛宇、麥家等的作品。但是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翻譯家達西安娜·菲薩克(Taciana Fisac, 1969—)指出，中國當代文學在西班牙的境況并不樂觀[1]。在這一背景下，本文意在考察余華已有哪些作品譯介至了西班牙，進入西班牙后傳播情況如何，較之其他國家其外譯過程有何鮮明特征，此特征形成的原因又何在?

“接受屏幕”最初作為傳播學術語，指傳播者需要傳播的信息必須要經過一定過濾才能抵達受傳者一方，受傳者匯聚已有的教育、文化、語言、歷史等知識，形成一個綜合信息過濾系統，[2]在比較文學研究中亦可用此術語來解釋文學外譯傳播與交流時遭遇障礙的現象。本文揭示出余華作品外譯至西班牙時，受到從出版社到新聞媒體、再到讀者的全方位的“接受屏幕”這一接受障礙，同時探究隱藏在“接受屏幕”背后的中西兩國的社會心理、文化傳統、文學范式、作者寫作技巧四個方面的成因。

二、“余華熱”在西班牙的興起與回落

《兄弟》在登陸西班牙之前，先一步在美國出版并掀起了“余華熱”。文學評論家莫琳·科里根(Maureen Corrigan, 1955—)評論道，2009年“不僅僅是牛年，而且也是余華年”[3]。同年，作家維森特·維拉坎帕(Vicente Villacampa)將《兄弟》從英語版轉譯為西班牙語，“余華熱”由此也就從英語世界傳入了西班牙。2009年至2016年，塞伊斯·巴拉爾、阿爾巴(Alba Editorial)、瑪勒斯·赫貝斯(Males Herbes)三家出版社出版了余華6部作品(見表1)。

表1 余華作品在西班牙的譯介情況

從出版語言來看，除了西班牙使用最為普遍的官方語言卡斯蒂利亞語外，《往事與刑罰》使用了加泰羅尼亞語，拓寬了余華在西班牙讀者的地域范圍。與部分作家只被小型出版社零星出版的情況相比，余華在西班牙的出版運作十分幸運。其作品初入西班牙市場就得到塞伊斯·巴拉爾出版社的主推，該出版社隸屬西班牙第一出版集團行星集團(Grupo Planeta),是“最具中國當代文學圖書西語版本出版經驗、在著作品種和被收藏總量都遠超其他”的出版社[4],在西班牙具有權威地位和強大的文化象征資本。在其助力下，余華作品大大提升了認可度和影響力，為“余華熱”在西班牙的興起打下基礎。據報道稱，《兄弟》甚至成為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區政府主席帕特西·洛佩茲的床頭柜讀物。[5]

2010年，塞伊斯·巴拉爾出版社借助《兄弟》的良好態勢出版了《活著》,直接推動“余華熱”在西班牙迎來高潮?！痘钪吩缫驈埶囍\同名電影在歐洲名聲大噪，又因譯者安妮—海倫(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 1960—)靈活的翻譯策略大大提高了西班牙讀者的接受度。安妮—海倫堅持從漢語直譯，在保留原文的風格、語言、節奏和音樂性[6]的同時輔以注釋，對帶有濃厚中國本土特點的詞匯如“《千字文》”“青樓”“松花蛋”[7]添加腳注進行解釋，盡可能降低文化交流障礙，增進了西班牙讀者對文本的理解。因此，《活著》在西班牙各大網絡圖書平臺得到4.6分1的高分，成為余華在西班牙評分最高、最受歡迎，也是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見圖1)。

2012年以后，隨著西班牙出版市場的整體萎靡以及進口規模的減小，“余華熱”也有所回落。2016年出版的西譯本《在細雨中呼喊》原本被期待有積極的市場表現，因為據其封內信息頁顯示，該譯本入選了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總負責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China Classics International)”,這顯示出此作品的文學價值得到了中國的官方認可。并且，這是余華唯一一部由西班牙漢學家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的作品。然而，《在細雨中呼喊》在三大網絡圖書平臺上的評分僅為3.5分，評分數與評論數總和僅有4個，為歷年來最低。從這一角度看，《在細雨中呼喊》似乎沒有達到預期結果?？傮w而言，余華在經歷了《兄弟》的良好鋪墊、《活著》的爆紅后，熱度逐漸消散，無論是作品評價本身還是評分評論的動態數量變化都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見圖2)。

圖1 余華作品在Goodreads、西班牙亞馬遜、Casa del libro三大網絡圖書平臺評分情況

圖2 余華作品在Goodreads、西班牙亞馬遜、Casa del libro三大網絡圖書平臺評分、評論數總和

2009—2016年，西班牙保持著一至兩年出版一部余華作品的頻率，但2016年之后，譯介出版進度便陷入了停滯。隨筆集《沒有一種生活是可惜的》《我能否相信自己》《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新作《第七天》《文城》都暫時沒有進入出版社的譯介計劃。反觀莫言，其作品在西班牙的出版至今未斷，莫言始終處在西班牙出版社的關注視野中，凱伊拉斯出版社(Kailas)聯合譯者布拉斯·皮涅羅·馬丁內斯(Blas Piňero Martínez)每年都在挖掘舊作投放市場：2018年出版《食草家族》(1993),2019年出版《筑路》(1986),2020年出版《歡樂》(1987)。諸多表現展現出“余華熱”在西班牙的回落，余華緣何暫時從西班牙市場消隱，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與探討。

三、西班牙“接受屏幕”的表現

西班牙漢學家瑪婭蓮(Maialen Marín-Lacarta)認為，西班牙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闡釋無論是“翻譯史，或更具體來說翻譯文本的選擇，副文本，尤其是封面和對作者的采訪、書評”都具有“限制性”[8],這與“接受屏幕”有異曲同工之意。西班牙對余華的“接受屏幕”主要表現在出版社的文本過濾、新聞媒體的政治化解讀、讀者在期待視野下的接受與反作用三個層面。

第一，在“接受屏幕”的制約下西班牙出版社對余華作品進行了一定的文本過濾。西班牙出版社偏向篩選能鮮明反映中國近現代歷史、當代社會現實和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作品。西班牙對中國20世紀文學的接受強調文本的紀實價值，文學價值退居第二位，有時甚至完全被忽略。2000年以前，西班牙譯介的中國文學作品大部分是具有紀實性的小說，例如現實主義小說、紀實文學、歷史小說和半自傳體小說。30年代和80年代的現代主義作品、實驗小說幾乎未有譯介，最不具紀實性的詩歌更是處于最邊緣的地位。[8]總體來看，西班牙重視能夠反映中國社會現實的作品，出版社也希望讀者在閱讀其選擇的中國作品時，“能很容易地識別出其中的中國元素和中國味道”[6]。西班牙出版社最先譯介的《兄弟》是“兩個時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說”,該書用四十年的跨度來展示“一個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經歷的“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9],勾連了中國兩大最深刻復雜的歷史轉折時期，書寫了身處其中的中國人民的起伏命運，同時滿足了西班牙讀者對中國當代社會轉型歷史和人民命運生活這兩大閱讀興趣。

其次，在中國遭受審查禁止出版的作品是西班牙出版社重點關注的對象。余華的譯者安妮—海倫指出，“在中國遭受審查禁止出版的作品，不管是由于政治原因或是其中的性描寫，對于西班牙讀者來說比其他同時代作品更具誘惑性”[6]?！痘钪吩谥袊浽馐軐彶?，在海外卻榮獲國際電影節大獎的雙面命運使得西班牙讀者想要一探其究竟的閱讀興趣更加強烈。西班牙讀者和媒體在書評和報道中非常重視、反復提及《活著》電影在中國一段時期內暫時無法得到上映的事實，背后暗含著西班牙讀者獵奇的文化心態。

在譯介的具體過程中，西班牙出版社集中譯介余華的小說。截至目前，出版的6部作品中小說占5部，大部分隨筆集、散文集如《沒有一種生活是可惜的》《我能否相信自己》等未有譯介。散文集、隨筆集也是西班牙讀者深入理解余華創作觀念、生活觀念的“有效角度”,余華“在隨筆中形成的文學看法和他后來的小說寫作事實之間充滿了豐富的‘互動’關系”[10]。自序的作用同理，余華在自序中通常會交代自己的寫作緣由、寫作態度，因此譯介散文集、隨筆集和自序部分是促進西班牙讀者全面了解余華的重要一環。然而，西語譯本的自序部分在翻譯過程中通常都被刪除?！痘钪贰对S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西語譯本均從正文內容開始，略去了自序部分的譯介，這將導致西班牙讀者無法建構出真實完整的余華形象，也將導致對余華作品的片面化理解。

第二，西班牙社會對余華作品的第二道“接受屏幕”,集中體現在西班牙新聞媒體對余華作品的政治化解讀上。較之其他中國當代作家，西班牙各大主流媒體對余華的關注非常高。2010年余華赴西班牙推廣新書《活著》時，還受西班牙國家廣播電視臺(RTVE)之邀，以“詹姆斯·喬伊斯基金會獲獎作家”的身份接受圖書節目《第2頁》的采訪。然而總體來看，西班牙媒體沒有改變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依然采用單一的、偏頗的政治化視角來闡釋余華作品。

在標題選取上，西班牙媒體暗含價值判斷，習慣選取帶有影射性、暗示性的標題：埃菲社報道標題《余華在<活著>中講述在卑微的中國為生存而斗爭》;《先鋒報》報道標題《“中國人勤勞，聰明，懦弱”》;《公眾報》(Público)報道標題《在中國，金錢位于友誼之上》等，透露出西班牙媒體關注余華的真正動機并非是宣傳推廣文學作品，而是審視作品背后的中國人和中國，不僅塑造了懦弱膽小、貪圖錢財、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中國人形象，還塑造了動蕩貧窮、政治制度“落后”、需要“改良”的中國形象。

在報道內容上，西班牙媒體的采訪和報道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干預?！栋⒇惾麍蟆贰妒澜鐖蟆返戎髁髅襟w從自身意識形態出發對余華身份予以重新界定，將文學批評“蛻變成為了政治批評”[11],大有借助作品炒作“政治話題”的意味。此種做法并非個例，西班牙媒體對中國當代作家的書寫方式大多遵循著相似的邏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阿貝塞報》同樣進行了作者身份問題的探討，將莫言與前一位華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進行類比，并且在多篇報道中均強調其筆名“莫言”為“不說話”“放棄評論”[12]之意，暗含對中國缺乏言論自由的批判。2020年《世界報》預測余華是最有可能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之一，該報提供的獲獎理由并不是從作品的風格、手法、意蘊進行考量，而是認為“他的小說可以解釋為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中隱藏的小故事的偵察”[13]。從中可見，從政治意識形態角度出發評價中國當代作家的話語模式仍未改變，中國特殊歷史時期仍為西班牙社會耳熟能詳的標簽，這與薩伊德以政治的、社會學的、意識形態的、想象的等方式來處理甚至創造東方的東方觀體現出內在一致性[14]。

少數評論、分析余華作品的報道內容著意放大有關苦難、暴力、死亡的詞匯來呈現中國的“丑聞”。西班牙漢學家、翻譯家、龐培法布拉大學中國歷史與文化教授馬奈爾·歐雷(Manel Ollé,1962—)在《先鋒報》發表文章《小說三鮮》評論《兄弟》,指出“余華從小說的第一頁起就描寫在當代中國社會發現的過度庸俗、過度淫穢和過度暴力”,“第二部把我們帶到了當下投機、腐敗、虛幻隨處可見的中國”2;評論文章《余華的<兄弟>:一個看中國的視角》認為《兄弟》將讀者“完全浸入中國人羞于承認的中國最黑暗的一面”[15],突出描繪余華作品中的黑暗面?？v觀西班牙媒體對余華的相關報道，我們在肯定余華走上國際化之路、受到西班牙主流媒體關注的同時，也應當警惕背后意識形態的操控，警惕暗含其中的話語霸權和對中國社會進行的非客觀批判。

偏于政治化的解讀還造成了對余華作品主旨的誤讀。關于《活著》,埃菲社聚焦于特殊時期福貴悲慘的人生經歷，認為福貴面對接連發生的苦難，態度似乎是消極的、麻木的，只能被動接受命運的擺布：在“一千克大米要養活一家人三個月，為了一個甘薯人們成為兇手”的20世紀的中國，“福貴的生活懸在微妙的平衡上，他的命運和他家人的命運好像從來由不得他，也許正是因為這樣，饑餓、疾病、疲憊和死亡在福貴面前一個個發生，福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勞作、吃飯來活下去”3。然而，余華在《活著》自序中談到他如此創作的目的并不在于“發泄”“控訴或者揭露”中國歷史上人民的生存苦難，而是為了“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16]。余華意在極端的苦難中表現生命依舊擁有的頑強、韌性以及張力。在接受西班牙國家廣播電視臺的采訪時余華也同樣表示，“希望讀者在《活著》中看到更多歡樂的東西和積極的東西。因為如果從他人的角度去看福貴，福貴的生活中除了苦難以外什么都沒有，但是當他自己來感受自己的生活的時候，他在苦難的生活里充滿了歡樂，有非常多的積極的東西”4。

第三，在媒體層面“接受屏幕”的影響下，西班牙在讀者層面繼而構成第三道“接受屏幕”——西班牙讀者將余華作品視為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現實的“20世紀的編年史”[17],其功能類似于鏡子，完全反射中國的社會現實。在收集三大網絡圖書平臺上西班牙讀者有關余華作品的評論(其中《往事與刑罰》因使用加泰羅尼亞語而未列入統計)后，剔除介詞、冠詞、連接詞等，使用AntConc統計工具中的Word List功能進行詞頻統計，得到的統計結果部分摘錄如下：

表2 三大網絡圖書平臺西班牙讀者評論的高頻詞統計

結果顯示，“中國”為第一高頻詞，共出現25次，“歷史”出現21次，“生活”15次，“年代”8次，“國家”“鄉村的”各6次，“文化”“革命”各5次，“了解”“文化的”“貧窮”“現實”各4次。其中，“cultura(文化的)”“rural(鄉村的)”是與“文化大革命”(Revolución Cultura)、“中國農村”(la zona rural China)搭配出現。這些高頻詞均代表中國特殊歷史時期和特定地域范圍，反映出西班牙讀者對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國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有著強烈興趣。從評論內容同樣可以看出，余華作品很好地滿足了西班牙讀者的期待視野。例如，讀者將《許三觀賣血記》看作是“充滿獨特文化和傳統的中國社會為背景”的故事；《活著》成為西班牙讀者最為喜愛的余華作品的原因是“它忠實、清楚地講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事件”、“講述了中國那些年的故事：二戰抗日時期、大躍進時期、大饑荒時期和特殊歷史時期”5。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讀者評論反映出西班牙讀者忽略了文學的虛構性和再造現實的功能性，只是將作品中的描寫與中國社會現實進行簡單對應。余華作品的確充滿了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細節刻畫，但是仍然存在虛構和夸張的空間，西班牙讀者僅僅將其作為社會現實的忠實再現來閱讀，“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國文學的文學性與詩學價值”[18]。

由于主推余華作品的出版社為商業出版社，不難推斷，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驅動下，讀者的閱讀興趣和期待視野將反作用于出版社的選擇標準，進而使“接受屏幕”進一步固化。

四、西班牙“接受屏幕”的成因

“接受屏幕”是一種復雜的文化現象，是特定歷史時期、特定社會環境下的產物，帶有各國各民族特有的傳統、審美、心理的烙印，西班牙的“接受屏幕”也并非脫離社會現實獨立存在，它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特有的社會心理、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制約。

第一，西班牙對余華作品的“接受屏幕”既是西班牙對“他者”的一種詮釋，也是在言說“他者”的同時言說自身。西班牙在政治層面塑造一個負面的中國“他者”形象，目的是反襯自身民主制度的進步性和優越性。西班牙直至1978年到1982年間才逐漸從獨裁專制向民主制度轉型，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與西方正式接軌，“總是認為自身的文化最優越，包含著最合理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力求將其他文化納入自身的文化模式”。[19]面對文學，西班牙同樣以這樣的歐洲中心主義心態來對待，錯誤地將中國政府與自身記憶中的弗朗哥獨裁專制政府相聯系，悲觀地認為中國政府與弗朗哥政府一樣，是專制的、不民主的、需要發展完善的落后體制。

西班牙塑造負面的中國“他者”形象，也與彌補其失去平衡的經濟地位的需求密切相關。2009年至2013年，余華在西班牙受到集中報道，但這一時期恰逢中西經濟形勢發生逆轉，政局產生巨大反差——中國正蓬勃發展，海外投資加大，呈現出高速發展的良好態勢，西班牙媒體常以“亞洲巨人”(el gigante asiático)來指稱中國。而西班牙卻遭受國際金融危機的重創，經濟持續衰退、失業率攀升至90年代以來最高[20],國內政壇也深陷丑聞危機。西班牙媒體挖掘余華作品中中國社會的黑暗面，隱晦批判中國現有社會制度，其實是需要向社會展示——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顯著進步，但在政治上依舊是遜于自身的“專制”的、“不自由”的、“不民主”的國家，這是西班牙在政治意識形態操控下強調自身優越性。

第二，西班牙對于余華作品，乃至整體中國當代文學所存在的“接受屏幕”,西方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西班牙在文化接受的心態上存在一個明顯傾向，即以英語世界、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為重要參照，在出版動向、文學觀念等多方面學習、跟隨西方?？梢哉f，許多進入西班牙的作品都事先經歷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篩選。余華作品早在1995年、1994年就被分別譯介至了美國和法國并引起轟動，相比之下，進入西班牙的時間已經相當滯后。2008年《兄弟》榮獲法國首屆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引發評論熱潮，法國主流媒體盛贊其為“當代中國的史詩”“法國讀者所知的余華最為偉大的作品”[21],《兄弟》也因此成為余華在法國銷量最佳的作品，給出版社帶來了可觀的商業收益。2009年《兄弟》在美國出版，所受熱度甚至超越了《活著》?！缎值堋吩诿婪▋蓚€文學“中心”的成功，成為西班牙選擇《兄弟》作為第一部譯介的余華作品的重要因素。

余華作品的西語譯本在許多方面也保留了美國先在影響的印記。例如，從英語版轉譯的《兄弟》沿用了英譯本書名“Brothers”而未譯成西班牙語“Hermanos”;《在細雨中呼喊》即便由代表中國官方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負責對外推介，翻譯方式為從中文直譯，譯者也是TXICC(巴塞羅那自治大學翻譯學院的中文—加泰羅尼亞文/西班牙語文翻譯研究組)的西班牙漢學家和中國學者，翻譯期間并無美國的參與，但最終出版的作品的腰封、封底仍引用美國《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的報道進行包裝宣傳，刺激讀者消費，表現了美國評價體系的遺留：譯本的紅色腰封醒目地標出《紐約時報》認為余華是“諾貝爾文學獎非常有可能的候選人”;《時代周刊》將余華比作“美國的?？思{”,“推薦在一場暴雨中去閱讀《在細雨中呼喊》,因為此書讓你留的眼淚會更多”[22]。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交流的雙向性，從中國自身出發亦可探尋西班牙對余華作品產生“接受屏幕”的部分原因。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將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進行了中國本土化的闡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杜博妮將其譯介至英語世界，并分析講話強調文藝首先應該為人民大眾服務，文藝批評的標準則是政治標準高于藝術標準，文藝應當服從于政治。[23]新中國成立后至70年代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幾乎成為中國文學唯一的范式，“對現實的影響力”被“看成學藝術的本質力量的顯現”和決定“一部作品的藝術價值和審美力量”[24]。這一時期，對外譯介文藝作品進行國家形象宣傳的《中國文學》雜志也大多選譯符合主流意識形態準則的主流作品，例如毛澤東詩詞、魯迅文章、革命樣板戲等[25],因而給西方留下中國當代文學都是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的印象。進入西班牙文化場域后，中國當代文學整體都陷入同質化的境地，不同作家所獨有的創作風格與寫作形式等差異遭到不同程度的抹除，他們被認為“寫得一樣，都在以完全中立的方式書寫關于中國社會現實的紀錄片”[6],因此西班牙讀者將余華作品當作如實反映中國社會歷史和人民現實生活的鏡子也就不足為奇。

從余華自身角度出發，“接受屏幕”與西班牙讀者對其寫作技巧的不適應性有關。余華在《兄弟》《許三觀賣血記》中突出表現的“重復”敘事在西班牙讀者中普遍接受度不高，甚至被認為是缺陷。讀者表示“余華好像不熟悉如何運用我們所說的省略法，他寫給我們850頁的沒必要這么長的書?！嗳A其實可以省略400頁篇幅，而不會對結尾影響太多”[15];文學評論家利亞·邦寧(Leah Bonnín)也認為余華的描述“過度詳細，不必要地延長許多場景，重復動機”[26]。事實上在國內研究中，西班牙讀者難以接受的“重復”敘事恰恰被認為是余華寫作的亮點，“重復”并不等同于需要刪去的繁冗累贅，而是一種被余華用來“處理藝術的簡單與復雜的關系”的敘述藝術，同時也是一種“反復的審視”,是在“剝去了人生之上的日常經驗的泡沫”后展示“生活復雜、深刻的本質”和“平凡人生的深長意味”[27],中西兩國文學批評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了明顯的差異性。

五、結語

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不是簡單的放送與接收的單向過程，而是譯本、譯者、出版社、媒體、讀者等各個傳播環節共同在發揮作用，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與完善。從出版社過濾式的譯介，到新聞媒體政治化的解讀，再到讀者限制性視角下的接受與反作用，“接受屏幕”是余華作品在西班牙外譯時最主要的接受障礙。從根本上來說，“接受屏幕”的產生是由于西班牙對中國的認知還相當滯后且具有很大的偏差，亟需兩國開展深層次的文化交流增進相互理解，這也是想要讀懂特別強調“當下性”的中國當代文學的基礎和前提。

近年來，雖然余華作品在西班牙的熱度暫時有所消退，但這些作品本身就具有較高的翻譯質量，在對外推廣的路上還兼具西班牙著名出版社和中國國家機構的支持，并且絕大部分作品已經被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和國家圖書館收藏，既有進一步進行學術研究的可能，又有“走出象牙塔，開始飛入尋常百姓家”[28]的巨大潛力，因此只要有合適的契機便有可能借助這些有利的文化資本再獲關注。這對于提高整體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地位，助力中國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傾聽中國聲音，促進中國當代文學和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進一步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陳夢溪．專家談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的處境:簡直是沙漠[N/OL]．中國社會科學網．(2014-10-29)[2021-06-15].

[2] 何明星．西方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屏幕:特點、成因及對策[J]．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6):22．

[3] CORRIGAN M.'Brothers'Offers a Sweeping Satire of Modern China[N/OL].(2009-02-09)[2021-6-28].

[4] 姜珊，周維，李未，孟宜霏．中國當代文學圖書開拓西語市場分析:以五洲傳播出版社為例[J]．出版參考，2017(4):45．

[5] ABC.El Relato Novelado Triunfa Entre Los Políticos[N/OL].(2009-08-11)[2021-05-26].

[6] CARROGGIO,I T.Anne Hélène Suárez:Los Libros Chinos Que Llegan a Espa?a No Siempre Lo Hacen Por Sus Meritos Literarios[N/OL].(2012-05-24)[2021-02-06].

[7] YU Hua．?Vivir!(Cuarta impresión)[M].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trans.).Barcelona:Seix Barral,2020:10-19．

[8] MARíN-Lacarta M.La Recepción De Traducciones Literarias Por Su Valor Documental:El Caso De La Literatura China Moderna YContemporánea En Espa?a[M]//Caleidoscopio de Traducción Literaria.Alba P M,Jarilla S M(eds.).Madrid:Dykinson,2012:45,46,54．

[9] 余華．兄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631．

[10] 劉江凱．“歪曲”的文學:余華的隨筆看法與小說可能[J]．當代作家評論，2018(3):143．

[11] 陳大亮，許多．英國主流媒體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評價與接受[J]．小說評論，2018(4):159．

[12] Diéz P M.Mo Yan:Escribir Es La Manera Más Libre Y Poderosa De Expresarme[N/OL].ABC.(2012-10-13)[2021-05-26].

[13] ALEMANY L,SáNCEZ J C.Nobel De Literatura 2020:?quiénes Son Los Candidatos?[N/OL].El Mundo.(2020-10-07)[2021-05-29].

[14] 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5．

[15] SAPORE Di Cina.《Brothers》De Yu Hua:Una Mirada A La China Actual.[EB/OL].(2013-08-25)[2021-02-06].

[16] 余華．活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3(中文版自序)．

[17] DORIA S.YU Hua Recorre La China Del Siglo XX En《?Vivir!》.ABC[EB/OL].(2010-05-10)[2021-05-16].

[18] 許多．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譯介與接受的障礙及其原因探析[J]．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17,40(4):100．

[19] 邵志華．跨文化語境中文化誤讀的鏡像認知[J]．蘭州學刊，2011(1):13．

[20] 張敏．當代西班牙經濟與政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295．

[21] 杭零，許鈞．《兄弟》的不同詮釋與接受:余華在法蘭西文化語境中的譯介[J]．文藝爭鳴，2010(7):131．

[22] YU Hua.Gritos en la llovizna[M].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trans.).Barcelona:Seix Barral,2016．

[23] 李紅滿．漢學家杜博妮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英譯與闡釋[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09-11(004):2．

[24] 陳曉明．不死的純文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5．

[25] 何明星．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出版傳播60年[J]．出版廣角，2013(7):19．

[26] BONNíN L.Brothers[EB/OL].De Yu Hua.(2009-06-30)[2021-02-06].http://www.letraslibres.com/mexico-espana/libros/brothers-yu-hua．

[27] 邢建昌，魯文忠．先鋒浪潮中的余華[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159．

[28] 姜智芹．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影響力:基于中英文本海外圖書館藏的考察[J]．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