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藏地災害文學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及意義

摘    要：災害文學是新世紀文學的疼痛與反思。文學地理學為災害文學研究提供了嶄新的研究方法，地理批評能夠有效地透視藏地文學的空間建構。但藏地災害書寫還屬于文學地理學研究的薄弱地帶，當前，學界對藏地災害書寫的民族性、地域性研究缺乏針對性、系統性，對藏地災害書寫中文學與地理的深層關系揭示不夠。開展藏地災害文學地理研究是藏地文學研究、災害文學研究在思維、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學術生長點，不僅可以給予災害文學創作和研究更多有價值的審美揭示和學術發現，還對形塑抗災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災害文學;文學地理學;藏地災害書寫;新世紀文學;抗災精神;

Significance and Necessity of Literary Geography Study on the 21st Century Tibetan

Disaster Literature

Zhou Yi Liu Jing

災害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往往對人類及其生存環境造成破壞性的乃至不可逆的影響。我國幅員遼闊、地形復雜，人們在應付自然環境時面臨巨大的挑戰。不少作家有意識地以文學的方式記錄災害、反思災害，故而造就了蔚為大觀的災害文學。張堂會認為，災害文學在表現自然災害時應具有災害意識，本質上是“一種審美活動”1。范藻在梳理了“災難書寫”“命運書寫”等提法后指出，災難文學需要從文學的題材來源上確立其含義2。在這里，出現了災難文學和災害文學兩種提法，其共同之處在于，都以自然災害及疫病等次生災害為主要書寫對象，但災難文學較災害文學涵蓋面更廣，還涉及戰爭等人為災難。本文探討的災害文學主要涉及雪災、地震、洪水、泥石流等災害題材的文學創作、思潮與研究等。

一、災害書寫：新世紀文學的疼痛與反思

災害文學不僅是考察新世紀文學的有效切入點，更是總結中國經驗，了解災害防控、科學普及和相關領域動向的重要參考。新世紀以來，關注災害的作家群體立足于新視點，擴大表現范圍，拓展話語空間，不僅藝術地呈現災害加于大地與人民的傷害，還往往以災害題材來折射現實中無法逃避的隱憂，從而使災害文學呈現出新面貌。除直接書寫地震、洪水、臺風、雪災、疫病等常見災害外，還涉及生物災害以及復合式災害，且往往具有生態學的意識，注重有機體與整個環境之間的互動關聯。有學者預言，生態文學“有可能成為災難文學中最高層次的創作?！?

新世紀的中國大地，災害頻仍。如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2008年南方冰雪災害，2010年4月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發生6次地震，2010年8月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暴發特大山洪地質災害，2013年4月四川雅安市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以及2019年以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等。如何通過文學方式緩釋傷痛、喚醒噩夢、見證人性、重塑心靈，對每一個執筆的人來講，都是嚴峻的考驗。確切地說，災害文學是在21世紀才被正式地作為一種研究對象、學術概念和理論視角，并開始擁有自己獨立的研究范式。21世紀初，學界開始反思20世紀抗災經驗與教訓，并展望新世紀減災、應災工作，部分學者逐漸意識到文學藝術在重塑信心、反思災難、普及知識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金磊提出了新世紀建設災害文學的必要性4，并呼吁要建設一種“災害文學”，認為災害文學是將減災戰略及科普教育深入到大眾的有效途徑5，并明確提出災害文學建設的四條建議6。但此時災害文學還并未擁有其本體性和自足性，大多時候論者還是強調其應用性及其現實輔助作用。之后經過20余年的發展，災害文學成為相對獨立的研究議題，逐漸確立了自身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范式。從CNKI的可視化分析圖表來看，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災害文學創作與研究都進入了爆發期。此后十余年，災害文學的研究趨勢整體已形成一個相對穩定和集中的研究領域?！段髂厦褡宕髮W學報》《當代文壇》《湘潭大學學報》等刊物還專門開設過災害文學專題。

目前，災害文學研究已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研究前沿、研究熱點，且逐漸具備了本體性、自足性，形成了日益成熟的方法論與批評觀。向榮《略論災難文學的敘事策略及其意義》7、向寶云《災難文學的審美維度與美學意蘊》8、范藻《災難文學的定義與反思》9、王嘉悅《災難文學與生態文學的共生之路》10、張堂會《災害文學研究的理論與范式》11等文章，有方向、有重點、有層次地將本世紀災害文學研究向縱深推進?？傮w來講，國內學界的災害文學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路徑。

一是對特定時期災害文學進行整體觀照，細致考察災害對作家作品的綜合影響，多角度挖掘災難題材的審美意蘊。如周惠《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災害書寫》、張堂會《作為方法的“災害文學”——百年來中國災害文學的內涵、表征與特質》系統總結了20世紀災害書寫的主題意蘊和藝術缺失。張堂會指出，“災害文學”并不是“災害”和“文學”的簡單相加,“災害意識”才是判斷“災害文學”的核心因素12。二是對非典、水災、地震等災害類型展開系統研究。如張光芒等人的《“后非典”時代與“后非典”文學》、周惠《原型與符碼：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水災描述》、彭秀銀、張堂會《廢墟上的升華:汶川地震文學書寫研究》和林詩杏《中國當代災難文學創作的新思路——以地震小說為例》等。三是對阿來、遲子建、“中原作家群”等作家及群體的災害書寫進行專題闡釋。如張溫卉《阿來小說中的災害書寫》、王銀華《阿來災難小說生命意識研究》、曾繁仁《生態美學視域中的遲子建小說》、段永建《當代“中原作家群”災難母題研究》等。四是圍繞災害文學內涵與深度、境界與階段、問題與傾向、意義與價值等方面進行理論爭鳴。謝有順探討了災難記憶如何才能獲得廣闊的深度13；李明泉總結了災難文學創作應當注意的“即時性的歷史穿透力”等六個問題和“災難的瞬間性與反思的長久性的關系”等四條內在規律；何開四強調，災難敘事要避免“慶典化”“廣場藝術化”“意識形態化”“政治化”等傾向；向寶云表示災難文學有頌歌式敘事和苦難敘事，我們事實上尚處在“頌歌敘事層面”14；范藻提出災難寫作要導向“人類生命的終極關懷”15；支宇的《災難寫作的危機與災難文學意義空間的拓展》，提倡西方后形而上學思想啟示下的命運書寫16；馮憲光認為地震文學是“一場價值拷問”17；朱立元在《立場》主持的“災難文學”專欄，集中刊發了朱立元、黎明、范藻、曾平等學者的論文，共同研討“中國當代災難書寫的悲劇精神與人文價值”18。

此外，四川人民出版社還推出了趙志立等編著的《災害傳播學》和楊先農、趙小波編著的《新中國抗災精神發展簡史》，分別從傳播學、思想史方面對災害進行跨學科研究，也為災害文學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鑒。

二、地理批評：藏地文學空間的建構與透視

關于國內外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情況，李偉煌、曾大興歷時3年，制作了比較全面的《文學地理學論著目錄索引》。曾大興依據公元前544年的季札觀樂、1905年劉師培發表《南北文學不同論》一文、2011年中國文學地理學會的成立三個標志性事件將中國2560余年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歷史分為片斷言說階段、系統研究階段、學科建設階段19。新世紀以來，文學地理學研究逐漸成為學術前沿熱點。這些研究主要分布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聚焦文學地理學批評的核心概念。這方面的創建以鄒建軍用力最勤，他發表了《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詞》20《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理論術語》21《文學地理學關鍵詞研究》22《“地理基因”的形態、內涵及其產生根源》23，對文學地理學批評的“關鍵詞”“關鍵理論術語”進行持續探究。二是探討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思路與方法。鄒建軍重視扎實的個案研究24。杜華平提出了批評實踐中的主要原則25。曾大興在《“地域文學”的內涵及其研究方法》中明晰了“地域文學”的概念及其構成26。2021年12月舉辦的全國第六屆“區域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將“區域文學”“地方路徑”“文學地理學”并列為三大議題。劉川鄂提出：“所有文學與空間關系的研究，都應整合在‘文學地理學’的學科范圍內?！?7三是引入和推介境外空間批評、地理批評新思想、新方法。曾仲權《地理空間轉向與地理空間批評的譜系》和顏紅菲《開辟文學理論研究的新空間——西方文學地理學研究述評》對西方文學地理學研究做了綜合性的述評28。齊艷介紹了波特蘭·韋斯特法爾提出的“四個轉向”29、米歇爾·柯羅和袁莉的《景觀、想象與文學地理——兼談韋斯特法爾的“地理批評”》著重評介了塔利、波特蘭·韋斯特法爾等西方重要學者的最新研究動向。這些推介文章對促進中外文學地理學交流產生了積極助推作用。四是梳理中國地理批評思想資源，倡導建構中國的文學地理學學科。鄒建軍的系列論文提出了該學科的八個領域、十六個分支、五個板塊30，這種極具開拓性、建設性的構想，對從事文學地理批評的學者極富啟發意義。曾大興探討了文學地理學批評的主要對象和性質31，其著作《文學地理學概論》是文學地理學學科建設的里程碑式著作。五是就一些作家的作品進行地理批評實踐。王春榮、吳玉杰用文學地理批評集中研究了遼寧的女性文學32。丹珍草從文學地理學角度重新闡釋了阿來的《塵埃落定》33。陳一軍則嘗試對農民工題材小說進行較有深度的地理空間批評34。

新世紀以來，無論是在空間還是地域角度，藏地文學研究都取得了良好成績。黃群英35、德吉措36、馬迎春37、段舒37等人的論文著重挖掘藏地文學的空間特色，并多以近幾十年來愈發重要和成熟的空間理論開展分析。潘楠38、李淑娟39、唐紅梅40等人的論文著重論析對藏地作家（作家群）作品的地域特色。

近年來，又出現了一些從文學地理學角度切入藏地文學的研究成果。相較于空間研究的抽象化、哲學化以及地域研究的漫溢化、普泛化，文學地理學的“文地關系”概念、“三個空間”理論，以及“地理基因”“地理感知”“地理景觀”“地理思維”等術語，具有視角的革新性和實操的適用性。而從作家的成長地和文學發生地出發研究文學創作大有裨益。丹珍草認為，“川西北嘉絨藏區的自然地理和文化背景”對于阿來的創作“具有文學發生學意義?！?1其《差異空間的敘事——文學地理視野下的〈塵埃落定〉》一書特別關注了嘉絨藏區地理文化空間與阿來其人其作的密切關系。梁昭指出，丹珍草該書“把阿來作品中的地理空間，明確地錨定為藏族文化版圖中的嘉絨藏區，并從自然地理、歷史和民族的角度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分析?！?2

《阿來研究》學術輯刊以阿來為文化符號，研究阿來、四川作家、藏族作家及其他少數民族作家，較為集中、持續地研究藏地人文地理環境、自然地理環境與藏族文學的互動生成，產生了較大反響。同時，在對以“康巴七箭”為代表的康巴作家群的系統研究時，更是因對康巴文學地理的深入剖析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如高旭帆對于康巴作家群的寫作之路具有奠基意義，體現在“較早自覺呈現地域辨識度極為顯著的康巴地理，成功刻畫了一批卑微、堅韌、頑強的康巴人物，提煉了感官能量充沛的康巴語言，較早反映了從暴力沖突到包容互諒的和解美學?！?3

三、藏地災害書寫：文學地理學研究的薄弱地帶

新世紀以來，學界對藏地文學的區域化、地方化研究開啟了藏地文學研究的新階段。有關藏地文學的研究逐漸成為了學術熱點，四川大學成立了阿來研究中心，創辦了《阿來研究》，舉辦了多次阿來文學創作暨藏區文學創作研討會。阿來、曹順慶、陳思廣、徐新建、白浩、周毅等越來越多的作家和學者逐漸發現藏地文學研究在介入現實、拓新文學、修復生態、反思倫理、重讀歷史等方面的多重價值。白浩較早提出并系統闡釋了“文學藏區”與“藏區文學”的概念44。丹珍草在溯源三大藏區的歷史與文化時指出，我們不應以“生態共性”沖淡“族群個性”，提倡把握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內部及“藏地三區”文學空間的多樣性45。類似的研究也可啟示學界：無論是從自然、社會與文化的大環境，還是中國文學的總體生態來看，藏地災害文學都有著重要意義。

從地理環境看，我國藏地的地形地貌、水文氣候整體上都比較復雜，彼此之間也有諸多差異。新世紀藏地頻繁發生的災害，尤其是汶川大地震、玉樹地震引發了災害文學的創作熱潮。值得重視的有阿來的《塵埃落定》，其中籠罩在阿壩地區的饑荒陰影，可視作一個時期內藏地災害書寫的代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藏地災害題材創作與研究全面鋪開，大多以表現地震災害和生態災害為主，主要集中在汶川大地震、玉樹地震等幾次特大災害。相關研究的側重點及趨勢也大致和創作同步。

目前，藏地文學研究范式大都局限于文學內部研究，僅有少數學者借鑒了文學地理學、文學人類學、文化研究、民族學等學科研究方法，進行多維觀照。事實上，“文學地理學”的方法尤其適合分析“區域性災害”與“文學表述”的關系。近年來，已有一些研究注重開掘三大藏區的文學區域性，闡述突顯各個藏區文學的同中之異。例如李淑娟46、祁發慧47等論文，立足各個藏區的文化底蘊和文學生態，開展了非常有針對性的文學地理研究。

雖然藏地災害文學創作與研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當前的文學創作總體上對藏地災害關注不夠，精品更少。雖然汶川大地震后涌起了一波極為壯觀的地震詩潮，但特別打動人心、傳播廣泛的僅有極少數。報告文學大多僅停留于頌歌階段，對抗震救災面臨藏地特殊氣候條件、特殊地理環境因而存在更為艱難的情況描寫不足，英雄人物面對的多重身心考驗揭示不深。關于汶川大地震及其次生災害的長篇小說，僅《坼裂》《云中記》等少數幾部獲得廣泛好評。二是對藏地災害書寫的民族性、地域性研究缺乏針對性、系統性。以“5·12”汶川大地震為例，不少涉及藏地災害的書寫只是糅合在對應災害的整體書寫中。而相關的文學批評也未特別關注其中藏地特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于作品美學風格、人物形象、主題意蘊等多方面的潛在影響。三是對藏地災害書寫中文學與地理的深層關系揭示不夠。白浩指出，多元文化在地緣、族緣的碰撞沖突中不斷融會，從而“構成動態的平衡狀態”48。從空間、地域、地理等視角審視藏地災害文學，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災害與人類的關系，更深入地闡釋災害文學的意蘊生成邏輯。

因此，有必要將研究觸角深入21世紀災害頻發的中國藏地，系統全面地述評藏地災害文學創作與研究的成果，嘗試以“文學地理學”這種方法打開新世紀藏地災害文學研究的新局面。

四、藏地災害文學地理研究的意義與范式

“藏地災害文學地理研究”是藏地文學研究、藏地災害文學研究在思維、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學術生長點。作為視域的“文學地理”為我們深入藏地災害文學并推進其系統性和理論性研究釋放了效能，而作為方法的“文學地理學”則在此基礎之上提供了新穎、有效的研究范式。很有必要針對新世紀藏地災害文學研究的發展概況展開述評，分別梳理三大藏區的創研情況，并論述文學地理研究對當前研究范式的啟發和創新意義。

學術層面上，新世紀藏地災害文學研究成果雖數量可觀，但從文學地理學角度分析災害文學的研究少之又少。從文學地理學角度深入研究藏地災害文學的學術價值在于：一是從地理學角度審視和剖析新世紀藏地災害文學；二是推進新世紀藏地災害文學與地理學的整合研究，深入考察藏地災害文學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相關因素；三是力圖使災害文學研究突破過于偏重以時間作為單一維度的文學史研究的局限。

文學層面上，藏地災害文學書寫如果與地理特征深度結合，更能觸及災難的深層意蘊，使災害文學不止流于對災難場景的照相式還原、對感人事跡的新聞化記錄，而是進一步透過災難展現個體的堅韌力量、民族的抗災精神、地域的復雜特性，從而對今后整個災難文學創作都更加具有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實踐層面上，藏地災害文學的地理研究有助于促使我們更加全面、客觀地思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思考災難所給予我們的沉痛而又寶貴的經驗教訓。

研究藏地災害文學地理可給予災害文學創作和研究更多有價值的審美揭示和學術發現，也可給藏地文學的接受者帶來更多的正向引導。而從文學地理學角度審視和剖析新世紀藏地災害文學，既可以推進“大文學”視野下跨學科與融學科的時空領域之整合，又能立足藏地災害文學研究，以小見大地觸及災害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理論與實踐資源。

結語

新世紀發生在藏地的災害及為此而創作的災害文學，都亟需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探討。如以學術理性克服災后情緒，將有利于推進新世紀藏地文學研究實現文學批評的轉向，推進文學與地理學、災害學、哲學在時空領域內的整合研究。如果從文學地理學角度給予災難文學創作及相關領域更多有價值的審美揭示和學術發現，必將有助于總結、提煉出災害書寫的藝術策略，切實幫助藏地作家進行“大地的描繪”時，更好地處理地震、滑坡、冰凍、洪水、大旱、疫病等災害題材，探索更好的藝術呈現方式。同時，這樣的研究還對形塑抗災精神十分有益，有助于進一步增強藏地各族人民一起認識災難、應對災難、戰勝災難的信心和決心。

注釋

1張堂會：《自然災害與當代文學書寫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頁。

2范藻：《災難文學的定義與反思》，《中華文化論壇》2014年第11期。

3(1)張堂會：《自然災害與當代文學書寫研究（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3頁。

4(2)金磊：《科學文學：新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希望——淺論災害文學的創立及發展思路》，《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0年第4期。

5(3)金磊：《安全減災呼喚科學普及》，《科學新聞周刊》2001年第38期。

6(4)金磊，李沉：《全民科學減災呼喚“災害文學”》，《上海市建設職工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7(5)向榮，劉焰：《略論災難文學的敘事策略及其意義》，《“抗震文藝與中國精神”研討會論文集》，《當代文壇》編輯部編印，2009年6月，第22-23頁。

8(6)向寶云：《災難文學的審美維度與美學意蘊》，《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2期。

9(7)范藻：《災難文學的定義與反思》，《中華文化論壇》2014年第11期。

10(8)王嘉悅：《災難文學與生態文學的共生之路》，《小說評論》2016年第3期。

11(9)張堂會：《災害文學研究的理論與范式》，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m.cssn.cn/skjj/skjj_xmcg/201811/t20181112_4773740.htm.2018-11-12.

12(1)張堂會：《作為方法的“災害文學”——百年來中國災害文學的內涵、表征與特質》，《江海學刊》2021年第2期。

13(2)謝有順：《苦難的書寫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詩歌寫作熱潮》，《南方文壇》2008年第5期。

14(3)何勝莉，游翠萍：《生命關懷與審美超越——文學的災難書寫研討會綜述》，《“抗震文藝與中國精神”研討會論文集》，成都：《當代文壇》編輯部編印，2009年6月，第75-78頁。

15(4)范藻：《痛定思痛，地震文學的美學介入及其神學冥思》，《當代文壇》2009年第3期。

16(5)支宇：《災難寫作的危機與災難文學意義空間的拓展》，《中華文化論壇》2009年第1期。

17(6)馮憲光：《與地震災害相遇的文學與文學理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8期。

18(7)徐行言：《立場》第三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9月，第1-66頁。

19(1)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67-462頁。

20(2)鄒建軍：《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詞》，《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21(3)鄒建軍：《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十個關鍵理論術語》，《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22(4)鄒建軍：《文學地理學關鍵詞研究》，《當代文壇》2018年第5期。

23(5)屈伶螢，鄒建軍：《“地理基因”的形態、內涵及其產生根源》，《當代文壇》2020年第4期。

24(6)鄒建軍：《我們應當如何開展文學地理學研究》，《江漢論壇》2013年第3期。

25(7)杜華平：《地理空間批評的幾條路徑》，《青海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26(8)曾大興：《“地域文學”的內涵及其研究方法》，《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27(9)熊飛宇：《區域文學、地方路徑與文學地理學——全國第六屆“區域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會的三大議題》，《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22年第2期。

28(10)顏紅菲：《開辟文學理論研究的新空間——西方文學地理學研究述評》，《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4年第6期。

2911齊艷：《波特蘭·韋斯特法爾地理批評的四個重要轉向》，《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

3012鄒建軍，劉遙:《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主要領域》，《世界文學評論》2009年第1期；鄒建軍：《文學地理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及其實現途徑》，《黃岡師范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鄒建軍：《文學地理學批評理論的五個板塊及其結構》，《關東學刊》2020年第4期。

3113曾大興：《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對象和性質》，《臨沂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3214王春榮，吳玉杰：《地理·文化·性別與審美——遼寧女作家創作與批評研究》，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16年。

3315丹珍草：《差異空間的敘事——文學地理視野下的〈塵埃落定〉》，哈爾濱：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2017年。

3416陳一軍：《農民工題材小說的地理空間批評》，《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35(1)黃群英：《“康巴作家群”的空間化書寫研究》，《銅仁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

36(2)德吉措：《當代藏地小說中的空間敘事研究》，北方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5月，第1-46頁。

37(3)馬迎春：《格絨追美小說敘事的空間結構》，《阿來研究》2020第1期。

38(4)段舒：《新生代康巴作家群長篇小說空間敘事研究》，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5月，第1-76頁。

39(5)潘楠：《梅卓創作中的獨特地域文化尋根》，《青年文學家》2014年第5期。

40(6)李淑娟：《且行且思，且思且寫——淺析藏地女作家梅卓〈走馬安多〉中的地域文化書寫》，《青年文學家》2016年第20期。

41(7)唐紅梅：《論東部藏區藏族作家小說創作的地域特色》，《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42(8)丹珍草：《嘉絨藏區自然地理與阿來文學創作》，《民族文學研究》2015年第5期。

43(9)梁昭：《文學地理、空間批評和多元文化——評丹珍草的〈差異空間的敘事〉》，《阿來研究》2015年第2期。

44(10)周毅：《高旭帆:不該被遺忘的康巴文學探路人——重讀〈山吼〉與〈古老的謀殺〉》，《阿來研究》2020年第1期。

4511白浩：《文學藏區的先鋒氣質與混血認同》，《民族文學研究》2011年第5期；白浩：《文學藏區與先鋒文學啟動機制》，《阿來研究》2014年第1期。

4612丹珍草：《“藏地三區”文學空間的多樣性》，《阿來研究》2016年第1期。

47(1)李淑娟：《安多藏族女性作家漢語創作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1-47頁。

48(2)祁發慧：《作為邊界現象的當代藏族漢語詩歌——以多康地區為例》，《阿來研究》2018年第1期。

49(3)白浩：《文學藏區的先鋒氣質與混血認同》，《民族文學研究》2011年第5期。